湖北日报记者王晶

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我国的人口性别比为108，比正常值高出一个百分点，而到了第四次人口普查时，这个比例突破了110。在学者眼里，性别比的失调所造成的危害非常严重，对未来主要的负面影响是婚配问题。即因为在同一个出生队列或同期群中存在男性多女性少的性别失调而形成婚姻挤压。专家们预测，未来农村可能女性的流动比男性要大一点，这时婚龄人口性别比的失衡情况，在农村就可能比城市严重。现在就存在由于人口流动所造成的某些农村的婚姻挤压状况。比如西北、四川某些地方的女性到深圳、珠海或者一些邻近的城市去打工，不愿意回去，造成这些地区、尤其是这些地区贫困山区的男性找到配偶的难度加大。所以，人口性别比失调将来主要表现为对婚龄弱势群体的挤压，从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性别比例失衡主要存在于农村，造成农民生男生女不一样思想的既有传统文化影响，又有现实情况作用。怎样才能在短时间里扭转农民“重男轻女”的观念，有专家提出，改变婚嫁模式，让农民切身感受到生男生女一个样。

上世纪90年代末，人口学专家在宜昌考察发现，当地盛行一种独特的招赘婚风俗。这种婚俗在某些地方表现尤为明显，如枝江市百里洲镇戴家渡村409户人家，实行招赘婚的就有71户。专家认为，宜昌市的婚育观较国内其它地区明显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领先其它地区至少20年。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钟年教授曾到枝江考察当地招赘婚。钟年说，招赘婚古已有之，确实不是新的婚姻形式。但过去招赘婚较为少见，只是作为极个别情况存在，而且受到歧视。男方一般是因生活所迫，诸如流浪他乡无法立足等原因而入赘，女方则是没有兄弟、为传宗接代和赡养老人而招婿。

枝江的招赘婚与此不同。以戴家渡村为例。该村已形成招赘的风气，女婿“倒插门”不是个别现象。当地有这么一种说法，“好女儿才招人，好男儿才上门”，认为女儿出众才能招到女婿，男子品质好才有人家愿意招。当时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就是上门女婿，6名村干部中有3名是上门女婿。有的家庭，女方有兄弟，仍然招婿上门。招赘婚没有人歧视。

传统招赘婚，为继承香火、传宗接代，子女一定要随母姓，甚至连女婿都要改随妻姓。戴家渡村不同。该村给子女取名一般有两种情况：只生一个孩子，孩子姓名中包含父母两人的姓氏；生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随母姓，第二个孩子随父姓。该村有的家庭连续三代或四代都招婿，因此形成一家数姓的“怪现状”，当地人称其为“吃饭一大桌，问起姓来各是各”。

钟年认为，招赘婚和嫁娶婚（即比较普遍的女到男家），是两种不同的“婚后居住模式”。枝江的招赘婚，与嫁娶婚平等共存，为当地人提供了婚后居住模式的另一种选择。在城市里，夫妇结婚后，随女方住还是随男方住已经不重要，哪方有房子就住那方。如果有条件，年轻夫妇最希望“另立门户”。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传统的宗法观念、家族观念在城市有了更大的变化。在像戴家渡这样的农村，婚后居住模式中嫁娶婚能与招赘婚平等共存，以中国目前的国情而论，确实是超出了常规的发展水平。

戴家渡村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出生率就一直很低，人口性别比例一直正常。专家们认为，除了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好之外，招赘婚俗也是使该村人口负增长、性别比正常的一个原因。地域范围扩大一些，到百里洲镇，到枝江市，到盛行招赘婚的其它地区这个结论仍然成立。

招赘婚是怎样导致人口负增长、性别比正常的呢？

人口学专家、湖北大学教授严梅福曾以盛行招赘婚姻的松滋县八宝乡和时兴嫁娶婚姻的天门市净潭乡为实验对象，研究了不同婚嫁模式下农民表现出的性别偏好。结果表明，由于不同的婚嫁模式能赋予男孩和女孩以不同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因此，嫁娶模式能够刺激或抑制甚至决定性地影响农民的性别偏好。

严梅福将两种模式作了进一步的比较：嫁娶模式能刺激和增强农民的男孩偏好，降低和抑制农民的女孩偏好。因为女孩成人后一定要出嫁，不能赡养父母，不能传宗接代，只有儿子才能给父母养老送终，才能使家族得以延续和发展。生活在这一模式下的农民大都有重男轻女思想，偏好男孩，渴望生儿子。招赘模式则相反，能刺激和增强农民的女孩偏好，降低和抑制他们的男孩偏好。因为女儿可以招婿上门，终生不必离开爹娘，照样能给父母养老，且女儿生的孩子随娘姓，也可以起到传宗接代的作用，更何况招赘婚姻所带来的大量异姓女婿极大地松散了宗族的结构，淡化了人们的宗族观念，使得传宗接代的需要不再那么强烈。此外，女孩温顺好带，体贴爹娘。生活在这一模式下农民的女孩偏好反而强于男孩偏好。

招赘婚俗导致出生率下降、性别比正常，已引起有关部门关注。湖北大学和大冶市计生委曾联合在大冶市进行了变革婚嫁模式实验，希望以此推动当地计划生育工作。不少专家认为，从文化的层面来做计生工作，是具有开创性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