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出巨资购买《出师颂》到底值不值

　　财政部官员有说法本报实习记者陈晓英 本报记者真东 本报实习生 闫燕修一公里地铁能买30幅《出师颂》

　　“应该是我们财政喊贵才是。”

　　“几个月来我都是在一片争议声中过来的。”

　　8月22日，故宫报告厅，舒缓的背景音乐，王家新依然摆脱不了沉重的心情，“我们不是不想说话，而是不想急于辩解。很多人劝我不要发言，但我顶着压力，也要把事情说清楚。”

　　王家新，财政部教科文司处长，主管教育、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经费支出，对此次故宫动用2200万天价购买一幅字具有发言权。

　　此前，媒体纷纷载文指出：《出师颂》从“中国现存最早书法作品西晋索靖真迹”、“流传有序的隋人赝品”到“唐宋佚名漏字抄本”，价值连跌三级，价格分文不变。黄金和镀金都卖一个价，不符合商业常规。

　　“自始至终说的都是‘隋人书出师颂’，没有说是西晋索靖的，我不知道媒体为什么会这样误传。”王家新用不加掩饰的激动语气说，“如果真是索靖书，别说2000万、8000万也下不来。我们在跟嘉德谈判过程中，嘉德也知道不是索靖的，所以最后双方才定下了2000万这个价格，另外200万是佣金。”

　　“文物价格不好衡量，一件文物在不同时代对不同人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在乱世，文物论麻袋称，盛世还能这么衡量吗？”

　　演讲台上的王家新提高了声音：“这么大的国家每年文物征集费用只有5000万元，真的很不好意思啊！”

　　王家新举了一个例子：1953年，西晋陆机的《中秋帖》和东晋王《伯远帖》还在香港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听取专家意见，出价四十七万元将它们买回来，后来又花了三百万到四百万元收购了《五牛图》等几件珍贵文物。而当时中国的年财政收入仅有二百一十三亿元。王家新认为，当时正值抗美援朝、百废待兴，周总理决定拿出这么多钱买文物，非常了不起。

　　而现在，国家年财政收入达到五万九千亿，用来征集文物的费用只有区区几千万。

　　记者现场粗略估算了一下，按王处长的说法，1953年文物征集费用占当时财政收入的四千分之一；现在文物征集费用仅占财政收入的十二万分之一。

　　能容纳四五百人的故宫报告厅一片哗然。

　　王家新又举了一个例子。2002年，《研山铭》的收购价将近三千万。国家文物鉴定六人小组的启功老先生说：“《研山铭》好是好，3000万贵了点。”一位领导对启老说：“修建一公里地铁要花6个亿，等于20幅《研山铭》，您说是修地铁还是买《研山铭》？”启老用拐杖敲着地面，毅然决然地说：“买《研山铭》！”以此类推，修一公里地铁能买30幅《出师颂》。

　　尽管在会上对故宫出巨资购买《出师颂》持绝对支持的态度，会后王家新仍对记者坦言：“公民提的意见也是有其合理之处的，就是尽量不要在拍卖会上买东西，什么东西一上拍卖场就贵了。”

　　另外，王家新还透露，买《出师颂》没有动用文物征集资金，用的是故宫的门票收入。文物收集哪能搞全民公决？

　　有人提出，2200万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公众应该有更多的知情权。对此，王家新言辞激烈：“文物工作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哪能大张旗鼓搞全民公决？只能以专家意见为主要决策依据！”

　　故宫一工作人员对记者说：“隔行如隔山，不在这一行里做事，说出的话，提出的意见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参考的价值。比如说我要买一件东西，原本定价100万，如果在买之前就让你知道，那再买这件东西肯定就不止100万了。所以就不能做大的宣传，尤其像这些价值比较高的物品，外行人知道得多了，又不懂规矩，很容易造成负面影响。”

　　王家新透露，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有关部门花了小钱（400万）买了很好的东西，买了什么现在仍要保密，五年后将在文物征集成果展中展出。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认为，此次《出师颂》之所以惹出这么大的风波，与相关知识普及不够有很大的关系。

　　这位头发花白的老先生用很浓的苏州腔说道：“中国书法史的沿革，百分之八九十的人不知道。不宣传怎么行？如果人们能认识到《出师颂》是衔接篆、隶和楷、行、今草书的仅存的实物证明，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误解了。”

　　据介绍，台北故宫有一项规定：专家一定要参与普及工作。根本不存在暗箱操作

　　王家新在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自己在公众监督方面的说法有些偏激，扩大专家组范围是今后工作要注意的地方，尤其是在专家普遍高龄化的现在。由于时间匆忙，王家新来不及向记者说明公众如何做到有效监督。

　　王家新还介绍了此次收购的程序：故宫向文化部打报告，文化部即与财政部沟通，评估价格；故宫方面同时开展鉴定工作，文物局请有关专家作真伪鉴定。专家的签字不久之后将会公之于众。

　　“这次购买涉及的人数不胜数，可以说是多部门、多单位共同协作的典范之战。”王家新说，“根本不存在暗箱操?鳌Ｃ教搴蜕缁岬难沽θ梦颐敲恳徊蕉冀餍∩魑ⅰ！?

　　此前一封匿名信扯出的一位故宫领导与嘉德拍卖行的关系也曾闹得沸沸扬扬：故宫副院长肖燕翼已在公共场合承认其儿子在嘉德工作，但儿子做的是“小拍”，与此次“大拍”没有关系。况且，文物征集要经过专家鉴定、院领导集体决议、上报审批三个程序，非一人能控制全局。

　　然而仍有一家通讯社的记者对此解释不太满意：“父亲收集文物，儿子拍卖文物，即使两人工作不沾边，个中关系谁说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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