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承源先生是中国青铜器研究中被公认的老专家。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就出版了《上海博物馆馆藏青铜器》一书，首次对上博所藏青铜器作了分期和断代研究。“文革”后，他又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有关青铜器研究的学术专著——《中国古代青铜器》，该书出版后很快被牛津大学译成英文。他的另一部著作《青铜礼器》在台湾出版，影响也很大。他还主编了一系列著作，如《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中国青铜器全集》16册等，在学术界都有较大反响。
不久前，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推出了他的《中国青铜器研究》一书，这是马先生近五十年来关于中国青铜器研究学术论文的选编，全书分为概论、铭文考释、形制和纹样、实验考古等几个部分，共40余篇，70多万字。在概论中，马先生根据考古发掘、青铜器的形态考察和系统的铭文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青铜器的断代分期作了精辟的论述：育成期，即商代早期，是青铜器艺术形成和开始发展的时期；鼎盛期，包括商代晚期至西周康昭之间，是青铜器艺术蓬勃发展时期；转变期，包括西周穆恭至春秋早期，这时期列国青铜器大量出现，这些铜器从器形纹饰及铭文书体都出现显著的变革；更新期，包括春秋中晚期、战国及秦代，这时由于经济发展，特别是社会性质改变后新兴地主阶级需要的刺激，使青铜器艺术出现了新的高涨；因为漆器、早期青瓷和釉陶的广泛使用，于是汉代便成为青铜艺术的衰退期。这五个分期的论断，现在已基本上为学术界所认同。
青铜器铭文，是指青铜器上的文字，又称金文或钟鼎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字。商周至春秋时期的铭文一般是铸成的，战国秦汉的铭文，大都是刻成或凿成的。铭文是青铜器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许多铭文填补了历史文献的空白。《中国青铜器研究》收录“铭文考释”论文二十多篇，对全国各地出土的重要青铜器（包括兵器、礼器等）铭文进行考释，作者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如他通过1965年在陕西省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的考释澄清了西周初期武王是否营建过洛邑、周公是否摄政称王等千古谜案。“铭文考释”二十余篇，篇篇有新意、有创见。
商周时期的青铜纹饰是一幅幅精美的图案，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水平。青铜纹饰有各种各样，大致有兽面纹、龙纹、凤鸟纹、各种动物纹、火纹、各种兽体变形纹、几何纹和人物画像纹等。这些纹饰究竟指什么？有多少价值？马先生在“形制和纹样”中，对商周青铜纹饰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在《商周青铜兽面纹溯源》一文中，他为过去人们所说的“饕餮纹”正名，饕餮之名出自《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实际上这类纹饰是各种各样动物或幻想中的物象头部的正视的图案，所以后来人们称其为兽面纹，但是兽面太笼统，没有指明这种纹样的实质意义。马先生从青铜器纹样入手，结合良渚文化玉器和古代文献研究，认为兽面常配置鸟和龙，所以称其为“使鸟驭龙神”较为恰当。商周青铜器上大量兽面纹配置鸟纹的出现，是良渚文化时代东夷民族风俗的继承和发展。在“实验考古”中，马先生对商鞅方升和战国量器及商周青铜双音钟音调的考证结论，已为文博学界的专家广为采用。尤其是在《汉代青铜蒸馏器的考察和实验》一文中，他论证了我国古代蒸馏技术产生的时间，从传统说法的金元时期，提早到汉代，一时轰动了中外学术界。稿件来源：光明日报（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