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子雍

　　即使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像乞丐这样一个绝不能为我们的国家增光的群体，也是由来已久，从未绝迹。产生乞丐的原因固然十分复杂，但最根本的一条，想来应该是经济的欠发达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社会不能给公民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又没有力量对所有的失业者、丧失劳动能力者、无人供养者进行最低生活保障，你让他们怎么活下去？所以，别说尚处于发展中阶段的中国，就是那些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好像也没有谁个会在自己的法规中赫然写进“严禁乞讨”的条文。仔细想想也是，街道、广场都是公共资源，衣着光鲜者固然可以漫步其上，蓬头垢面者显然也能够在此乞讨，只不过对市容市貌的影响前者为正面、后者为负面罢了。

　　不过，让城里人、尤其是让城市管理者头痛甚或厌恶的，也恰恰是这种由乞讨者给城市形象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当然，在旧的收容遣送办法废止以前，这件事似乎还算好办，把乞丐“抓”进收容站、送到城市外，不就结了吗？城市以外的农村天地广阔，虽然不能说农村就不存在形象问题，但比起人口集中、交通拥挤、商务繁忙，且经常有外国人出没的城市来，农村形象毕竟是一个可以较少，甚或暂不考虑的问题。以牺牲农村的形象和乞丐的部分权益（他们在农村乞讨显然会难度大、收益小）为代价来维护城市形象，我想，就是在那些城市管理者的心目中，大概也会认为这是一种不得已之举吧！但如若往深里想，你也许还会进一步认识到，这种举措岂止是不得已，分明还属不合情、不合理，亦不合法呢！我以为，旧的收容办法之所以要被新的救助办法所替代，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

　　说句老实话，旧的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给如何对待乞丐这么一档子事，的确是大大增加了难度。也因此，怎样处置城市乞丐问题，怎样在尊重乞丐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消解他们对市容市貌、社会秩序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七嘴八舌，见仁见智，这反映出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热情，是好事。但浏览最近一段时间媒体上有关文章，在高兴之余，又未免会生出几分忧虑来。

　　比如，在武汉，有记者乔装打扮混入乞丐圈“卧底”40天，一次，这位记者挂上写有“不幸身世”的胸牌长跪街头，两个小时就进账近40元人民币。

　　再如，在上海，有记者历经数日的跟踪采访发现，有时候，一个乞丐一天能挣200元。

　　还有，在西安，有路边做生意的中年男人对记者说：“人家吃得比我都好，有的还车接车送。你知道他们一天能赚多少钱？碰上个老外，一出手就是几百，还有的人真是一千两千地掏。”另一位路过的老爷爷则介绍说：“前阵子有个老太太，天天跪在大街上跟人家要钱。你猜怎么着，她用要的钱给儿子买了辆汽车。”

　　谁说乞讨可怜？你看，在记者笔下，乞丐分明是一种出小力、得大钱的挺不错的行当嘛！但我以为，怕是谁都清楚，以上事例，就算全都属实，也只是乞丐群体中少见的情况或极其罕见的个案，否则，按趋利避害这种人的本性，我们岂不是可以向记者发问：“你怎么不去当乞丐？”我以为，不应该过分渲染某些、或某位乞丐所谓的“幸福”生活，因为，着眼于宏观，这种未必全面、准确的渲染，无疑会弱化市民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而这种同情心，又是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所不可缺少的良知。

　　当然，不容忽视的是，在乞丐队伍中，也的确混有一些不应以乞讨为生的懒汉，甚至还出现了那种性质可疑的团伙，至于程度不同地夸大甚或伪造悲惨遭遇以骗取同情者，我相信也有不少。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该用“可怜是装的”这五个字来概括乞丐的全部，因为，在这个群体中，确实多有急需获取同情和救助的弱者。应该承认，对乞丐也要“去伪存真”地区别对待，这显然难度极大，但谁又能说这不是城市管理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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