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记者杨耕耘 张洁 王晶 见习记者陈熹 实习生郝涛记录整理

　　性别比失衡关系重大

　　施中传（省计生委主任）：

　　我省部分地方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这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影响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刻不容缓。我们要以对历史、对民族、对未来高度负责的精神，像控制人口过快增长那样，切实治理这个问题。“人口问题本质是一个发展的问题”，这句话点出了问题的实质。现实提醒我们，解决人口问题不能仅就人口谈人口，同样性别比问题也不能就事论事。要抓发展，改变人们尤其是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建立相关的保障制度，影响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特别是要建立农村计划生育户的保障体系，为农民的保障寻找一个突破口，向治本的方向探索，哪怕是搞一两个试点的参考作用就非常大。在治标方面要总结经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从治本、从发展角度解决，这中间有大量值得探讨的问题。

　　江作苏（湖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

　　生育作为人类自我生产自我延续的一种共同的行为，应该说世界各国都有人口问题，不是这样的人口问题就是那样的人口问题，关键是要在正视的基础上加以解决。目前，我国政策开放，社会稳定，有着聚集社会的力量，解决好自己人口问题的良好氛围。动员方方面面参与，贡献对策，是解决问题的必需手段。性别比问题看起来似乎不复杂，但是按照经济学的原理，经济人的行为总是在无形中起到关键作用。在发达国家，出生人口过低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我们注意人口巨大压力对我国经济发展制约的同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考虑到人的幸福，这是社会的进步。把我们个人的、家庭的幸福和国家的幸福联系在一起，而且越来越侧重于人能从人口政策中得到利益，而不是单纯的从义务方面来强调，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当然，我们还要从对民族必须做出贡献的角度来加以宣传和引导。可喜的是，我们可以在一个开放的气氛中公开讨论这个问题，加强引导。这是一个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只用某一个因素某一个机构，想要圆满地解决性别比问题那都是不可能的。

　　钟水映（武汉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

　　就性别比谈性别比跳不出固有思维，要有大人口的观念、广义的计划生育观念。过去谈计划生育，多从人口数量方面谈，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都是从人口数量方面展开的。对人口问题应从数量、素质和结构上把握，从适应经济发展的高度来认识。性别比失衡问题不单是一个男多女少问题，而是总体的人口发展是否适应经济发展问题。从更高的方面理解，更能把握计划生育工作。树立广义的计划生育的观念、大人口观念，不仅是现实的人口发展提出的挑战，而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人口的出生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是建立在一定文化氛围经济基础上的。过去20年里，国家制定的计划生育法，实际上是生男即止的法律。排除人们有意识的性别选择，我们的法律和实施办法客观上造成了性别比偏高，迫使人们在两难当中作出选择，导致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浮起了性别比失调问题。现在的人口发展战略也好，计划生育工作重点也好，也都是以控制人口数量为重点，而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却很难落到实处。前些年，我省经济在全国排名靠前的地区，其出生性别比反而偏高，这里有文化和心理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以打歼灭战来解决这个问题，要把它当做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加以治理。

　　依法管理重在严格

　　石佑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后）：

　　在不少人的传统思维和习惯上，还没有意识到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一个法律问题。必须要让全社会对人口性别比的观念建立起法律意识，同时能自觉去遵守这些规定，而不是事后去受处罚。同时，计生部门及服务机构、医疗单位等要进行法制教育和培训，增强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强化职业道德。对实施违法性别鉴定的单位和个人要进行制裁。一些医疗机构和妇幼保健机构，特别是个体诊所，受到利益的驱动，做出违法的事情，就要对其进行打击和制裁，让其遭受的损害要大于收获的利益，起到威慑的作用，对社会公众以教育。同时，我们还要想到，执法并不就是处罚、制裁等打击手段。法律有多种形式，要达到执法目标，我们还要制定一些奖励制度，把激励诱导机制，应用于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

　　控制人口性别比是一个系统过程，而不是某一个方面，各种配套的制度要加以完善。现在执法者是计生、卫生和药监部门，还有人事、监察、教育、公安、劳动、社保等部门，都要配合执法部门，各部门要加强协调。执法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职责，这种权力能否正常地行使，这个难度可能要比执法本身的还难。不能在执法的过程中滥用权力，徇私枉法或受到个人利益的驱动，随意操作法律。很多部门执法范围很广，处理执法的案件很多，但收到的效果并不好。有时出现有好处的事争着干，没好处的事无人干。执法的目的是让社会上不再出现违法的行为，让广大群众去自觉守法。要严格依法行政，对违法行为的调查要属实，行为人本身的合法权利要保障，加强程序立法，执法的过程要向社会公开，防止暗箱操作，要看受执法人的意见，双方要加强沟通，对执法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要做到让受执法者心服口服，减少工作的阻力。

　　阮晓明（省卫生厅医政处处长）：

　　多年以来，我们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严格控制产前性别诊断，并制定了相应的社会专项管理制度。把超声波专项管理，作为治理人口性别比失调的重中之重，层层落实。武汉市下发了文件，其他的执法部门也都出台了相应的管理制度。作为专项整治，主要就是针对超声波医生和妇产科医生，谁擅自进行B超诊断和流产手术，就吊销谁的行医证和职业医生资格证书，同时也对单位的负责人实行相应的处罚。省卫生厅还准备制定全省控制人口性别比有关的文件，进一步加强管理。重点管理人群是农村人口、城市的流动人口。其中流动人口是难点和重点，是整顿性别比的重点人群。重点单位是医疗保健机构，有超声技术设备和人员的计生部门，如乡镇卫生院，还有零售药店和非法行医的个体诊所。社会各个单位和部门都有责任控制性别比失调，建议建立各部门的相关协调制度，包括部门之间的协调，区域性的协调，形成齐抓共管。要建立信息通报制度，互通信息，互通有无。涉及到医疗机构和职业医师的，坚决依法查处，发现一个吊销一个。

　　石人炳（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

　　标本兼治性别比失衡，要通过这样几个途径：第一是宣传，宣传的对象应该是全社会成员。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出生性别比偏高不重视，对严重的后果认识不深刻。宣传的内容应该是多方面的，和现在计生部门的婚姻新风进万家活动要结合起来。第二是加强管理，如B超使用管理，流产、引产管理等。现在孕中管理是个薄弱环节，要实行孕情跟踪随访，孕情信息交流通报。管理还包括对于非法鉴定性别要打击，加大打击力度，对一些法规规章要进一步完善，对于一些影响比较大的案件，除了行政经济处罚，还要进行法律的处罚。第三是服务，有关部门如果对没有儿子的家庭给与一定的生活帮助和生产扶持，也可以改变对农民的观念。第四是发展，这个发展应该是协调的全面的，包括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个发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社会保障制度，如果养老保障，社会保障面更宽更广，那么持有养儿防老这个观念的人就会改变。还有提高女孩的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也能改变人们的看法。

　　生育文化亟待更新

　　钟年（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

　　中国文化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法和理配合起作用。先进文化的建设，也要求我们更重视人，更重视主体。我们要去关注一个个的人在文化传统中对于生育的意义、观念和行为。从文化学人类学来讲，文化不是空的，一定要和人结合，一定要落实到人。我们说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握人的基点，我们才可能去打动他，否则总是外在的、强加的、附属的。宜昌地区做得很好，是因为注意到了文化中的主体，讲先进文化一定要和人结合，好的文化是建立文化多样性，给人多样选择的模式。婚嫁模式除了男到女家，女到男家，还有更多方式，比如两可的方式。在一个社区里面达到四分之一以后，这种方式就可以成为一种制度性婚姻，就是说大家可以去选择它。社区的承认，其实就是文化的承认。这就是我们现在提出要建设生育文化的一个很大的理由，因为观念的形成受很多影响，除了历史遗传影响还有现实影响，最直接最重要的是继嗣问题。中国传统是以男性为主，不管是财产还是其他很多东西，长期以来形成以男性为中心的继嗣制度，一直到今天，包括城里人都是，比如姓氏也是继嗣制度的一个方面。家庭类型会对男女的关系产生很大影响，大家庭对女性不利，小家庭女性地位比较高。家庭模式，也是一种家庭文化的反映，也影响到性别比。文化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人的行为，生育文化是一个整体，需要各方面配合。

　　慈勤英（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通过在宜昌、应城、天门等地调查发现，不同地区的农民对于客观情况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认识上、风俗上的差异：大冶、仙桃这些性别比较高的地方，续家谱、修祠堂的风气很浓，而在宜昌这些地方，基本上没人重视这些。养老保险的差异：在当阳，很多人都买保险，认为靠儿靠女都靠不住，而在大冶、仙桃、天门这些经济水平比较高的农村，几乎无人买养老保险。婚嫁模式也存在差异：在宜昌，上门女婿是非常普遍的，而在天门，无论女方有多高的地位，男方多不同意上门。在天门、仙桃，人们往往认为女孩子读书是读不出来的，而在松滋、当阳等地认为，无论是男是女都应读书。再就是对于性别的选择，在天门、仙桃等地，一些人一定要先做B超，一定要生一个男孩；而在当阳，也有做B超的，但无论男女都认为是自己的孩子，不会为性别选择做人流，强调是一个生命。

　　分析起来，其实这个所谓的“面子”问题，也不过是局限于他所生活的乡、镇甚至只是村、组，所以构建社区文化很重要。个人的认识会受到社区文化的影响。这种构建也涉及到硬件和软件。那么硬件上，只要构建一个具有可承认“面子”的社区环境就可以了，例如女儿也同样可以养老，也同样有“面子”，如果女儿也能进家谱，那么重男轻女的思想一定会淡化一些。

　　钟水映：

　　生育文化从客观上讲是社会经济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在有的经济不太发达的地方，形成了一个有利于人口良性发展，特别是性别比方面比较平和的生育氛围，如何形成值得研究。从根本上讲所谓的生育文化实际上是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形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人们的生育文化、生育意愿。

　　教育方式适合大众

　　雷洪（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从规律上来讲，人关注什么才能接受什么。教育引导要考虑人对事物的关注规律，要抓住人的心态。现时农民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比如“生儿子有骨气，生女儿有福气，孩子生多了白养的”，要善于抓住这些变化进行宣传。宣传点不转变，农民很难接受。

　　我在调查中感到，有针对性的内容农民喜欢看。农民的期望有很多，现在有些农民对儿子的期望是朦胧的，有些期望是偏差的、错误的，甚至是畸形的。如果农民观念转变了，其内心信念就会发生变化。比如引导父母计算一下，要为孩子准备多少教育费，才能提高家庭今后的生活质量。只要一算就明白，不能为非生一个男孩不可而超生了，因为教育成本过高。生男生女有什么区别？现在很多人从生活中都已直观地感觉到，女儿比儿子孝顺。但观念上还是感到，女儿出嫁后，回来像走亲戚，不好听。养老到底依靠什么，依靠主体是谁，依靠主要条件是什么，基础是什么，谁来提供？通过现实材料可以说明，生男绝不比生女强，这种宣传对转变观念绝对有说服力。现在宣传的力度并不小，我去了很多地方，发现越是性别比严重的地方越紧张，而且工作的难度很大。起作用的是风俗习惯，长效的措施可以改变风俗习惯，宣传教育是改变风俗习惯的手段，法律是很难用于改变风俗习惯的，所以宣传教育要常抓不懈。

　　江作苏：

　　解决性别比问题，要多做疏导工作。媒介的力量就是沟通的力量，我们很需要把方方面面观念加以沟通，在沟通中达成共同的认识，达到相互的理解。媒体总的工作流程就是发现社会信号，引导社会信号。某些信号要放大，在信号放大的过程中间，并不是单方面的信号放大，而是多种的信号放大，这些信号的良性社会作用要反馈到社会当中去，起到社会作用，推动社会发展。媒介越来越多的适应社会的需求承担角色。现在媒体发展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社会对于沟通的需求快于经济的发展。通过沟通放大信号相互理解，各个阶层可以达到很多共识，这对解决难题、推动发展是一个必要的舆论环境。媒体有责任、有义务把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民族兴衰的人口性别比问题引导好，推动问题的解决。

　　钟水映：

　　对于性别比问题的宣传引导必须加强。对单女家庭，要从资金资助、日常护理、精神慰藉等方面进行关怀。要用利益机制诱导人、用危害的案例警世人、用生动的事例教育人。性别比失衡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我们研究宣传要进一步挖掘，结合鲜活的事例宣传，这比纯粹说数据更有效，宣传要灵活，要贴近老百姓。

　　阮晓明：

　　舆论宣传上应注意把握几点：第一是理论研究的大众化，学者的理论要转化为大众化的东西，在新闻媒介上进行大量宣传，这方面要加强。第二是方针政策的亲情化，已制定的计划生育政策包括控制性别比的法规出台不少，要转化为从关心人爱护人的角度加以宣传。第三是生育文化的科普化，要把深奥的生育知识、医学知识转化为通俗的科普知识向大众宣传，以提高人们的素质。第四是宣传教育多样化，通过各种媒介，各种宣传方式，做到宣传教育多样化。第五是社会环境宽松化，通过典型事例、养老保险、杰出女性、女知识分子等的宣传，提高女性在全社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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