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名乡村教师举债“赎”学校(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8月31日07:20 华商晨报

　　“赎”回学校，老师们终于可以放心了2003年8月20日早上，河南鹿邑县穆店乡徐楼村小学校长宋乃贵敲响了上课钟声。徐楼小学秋季学期开学了。

　　2002年4月，为了从个体户手中夺回学校的管理权，老师们发动了一个在中国农村学校中罕见的举动：全体学校老师鼎全体之力，倾全部身家，集体举债赎买学校。

　　截至记者发稿，12名联合赎买学校的老师，仍然继续平均身负8340元的债务。

　　村支书拿学校“抵账”

　　1999年，是中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关键一年，为建校徐楼村委向农民集资。村里先后找了两个包工头，他们分别垫资盖了18间校舍，花了12万元。教室盖好了，当包工头去村里要建筑款时，发现农民集资的巨额建校费已经“没了”。

　　村支书无奈之下，把学校作价8万元“抵账”，卖给包工头魏某等人。但是卡车司机刘林加入竞争。2002年3月1日，刘“夺标”买到了学校。老师眼睁睁地看着集体的学校变成私有财产。

　　刘林任新校长全面负责学校事务，但他没有对学校其他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学校非常混乱，学生们打打闹闹，教师们和学生的正当利益得不到保证，开学不到一个月，50多名小学生流失。

　　高价赎回学校

　　2002年4月中旬，11个老师找到老校长宋乃贵，要将学校赎买回来。村支书答应了老师们的要求，他开出了高出刘林近一倍的赎买价格：10万元。12个老师人均找钱8340元，各自想门道找钱。

　　2002年5月1日，老师们陆续来到乡里集市上，避开刘林，将巨款悉数交给村里。村会计给他们打了收据，根据老师和村子里签的“合同”，老师管理学校的期限是25年。

　　老师们在合同里没有签订如何还掉债务的方式和如何赚取利润的条款。当天下午，刘林自动结束了学校的管理者身份。而2003年8月，记者核实买卖学校金额的时候，鹿邑县有关部门说，刘林买学校的价格和老师赎买学校的价格都是10万元。老师们称：“我们是当事人，应该清楚事实真相。”

　　随着学校的“赎买”成功，教学质量稳中有升，学生开始回流。几十年来，从这所农村学校毕业的学生多达3000余人。尽管考上大学的只有9人，这已经让老师们感到自豪了。

　　肖老师坦诚地说，“我们不出这笔钱，将会失去更多。”

　　老师们为回到习惯的生活工作模式而舒了一口气，但每人接近5位数的债务，并没让他们舒心多少。

　　两位新加坡人的支持

　　2003年6月，新加坡一家华文报纸刊载了中国河南农村12名乡村老师举债赎校的“感人新闻”。新加坡的两名善心人决定捐助人民币93581元，替中国教师还债，其中潘彦谚女士捐款人民币7万元，并请该报纸将善款直接转交给老师；陈先生决定捐款新加坡元5000元（合人民币23581元）。

　　2003年7月上旬，在政府高层的重视下，省、市联合调查组前来调查。8月初，老师们得到一个坏消息———有关部门告知新加坡方面，当地政府非常重视徐楼学校事件，能够“妥善解决”。既然能够解决，潘彦谚打消了资助老师还债的计划。

　　从而徐楼，从2003年7月份以来，除了5000新加坡元的资助外，再也没有得到资助。

　　善后处理

　　2003年8月19日，按照上级指示，解决“徐楼学校老师负债赎买学校一事”的指令下达。

　　这天，老师们被要求和村支书签订一份欠款合同，即村子欠老师10万人民币。村支书告诉老师，村里没有钱，最好和乡里签。而老师们也集体决定拒签：村子应该给农民一个交代。

　　老师们相信身上的债务不到25年就可以还完。他们不想把2万多元缴出去，也不想拿善款顶债。他们已经定货，准备买7台电脑给学生用。

　　一位当地官员对记者说，“也许老师赎买学校，在全国我们占了第一，但我不希望中国农村的学校步此后尘。”

　　2003年8月25日下午4时。国际长途电话里，远在新加坡的潘彦谚女士声音哽咽。潘女士希望自己的善款直接下到学校手中。“我们希望悄悄地改变徐楼学校的现实，没有想到让政府承担什么。”8月26日，徐楼村小学的老师说。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