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打击举报人如烹小鲜？

　　评论：令人痛心的反腐成本

　　程维高案再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考察一种蜕化变质的权力强势运作的种种细节。

　　本刊记者石破 发自河北石家庄

　　程维高是2003年第二个落马的前省委书记。他的身败名裂，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程维高案再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考察一种蜕化变质的权力强势运作的种种细节。这些细节就像防洪堤上一个个细小的漏洞，如果没有极大的努力和决心去将这些漏洞一个个彻底堵塞，结果就可能是灾难性的滔天洪水。

　　打击三大异己

　　在河北省，程维高打击报复过的干部，绝不止郭光允一人。在郭被送进监牢之前，省建委主任靳庆河就因不听程维高的话，被程书记给“收拾”了。

　　当时，石家庄市有两项建筑工程刚刚立项，程维高让靳庆河把工程交给南京二建做。靳庆河觉得为难，没有答应。

　　说这事儿时，程的办公室里只有三个人：程维高、靳庆河及程的秘书李真。时过不久，一封名为《程维高—河北省大蛀虫》的举报信，将此事公诸于众。程维高勃然大怒，他自己没往外说过这事，李真也不可能说，那么惟一可能散布的就是靳庆河！

　　程维高想报复靳庆河，又找不到把柄，就让省纪委去查他的“住房超标”。当时，靳刚从邢台调来不久，还没房子。省建委盖家属楼时，主持分房方案的两名副主任跟靳庆河说：“我们是副厅级，‘2+2’，你是正厅级，应该‘3+2’，比我们多一间。”靳庆河同意了。程维高以此为由，授意省纪委给靳来了个“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郭光允得知这件事后，曾跑到省纪委为靳鸣不平：“有些干部房子都住上了，比靳庆河超标还多，靳的房子只是分配方案，怎么能算住房超标呢？”纪委某领导回答说：“我们就是要处分他！你管不着—我们想处分谁就处分谁！”

　　“一个好人”(郭光允对靳的评价)靳庆河被程书记悍然撤职，他所受到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在程维高问题曝光前后，不管是记者采访，还是中纪委来调查，靳庆河一概哑口无言。他对朋友掏心道：“……他们叫我说，我一个字也不说。说出来，谁知道是福是祸？”

　　原河北省纪委书记刘善祥，是遭程维高打击报复的另一名中高级干部。

　　1993年，程的两任秘书吴庆伍、李真伙同河北省工业投资公司总经理张铁梦等人，将一笔5000万元的贷款转到张家口卷烟厂，让卷烟厂为他们承担债务，然后三人倒美元，非法获利2000万元。

　　接到举报后，刘善祥派省纪委、省经贸委纪检组联合去查张铁梦，牵出了李真。当时，因还不清楚程维高与此案的关系(这笔款是程维高签字给贷的)，刘善祥就拉上一位省委副书记去找程维高，劝程不要再用李真做秘书，因为“这个年轻人政治上不是特别可靠”。刘善祥心里想的是，查省委书记身边的人不太方便，如能把李真调开，就可以放手查他了。

　　同时，刘善祥以“涉嫌挪用公款100万”为口子，通知省检察院拘捕了张铁梦。后来他判断说，这一招对程维高、李真的震动很大，因为他们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程维高认为查李真就是查他；为了保李真，要千方百计地把案子压下来。

　　在程维高频频施加压力下，省检察院放了张铁梦。为防止刘善祥以后再纠缠此事，1993年8月，在刘善祥因病住院期间，程维高授意有关部门联合召开了一次“案卷分析会”，会上作出结论：“100万元公款不属于挪用，对张铁梦不予追究。”

　　这年年底，程维高就跑到北京活动，说刘善祥身体不好，不能再工作了，多次主动要求退下。1994年7月，在北戴河省委工作会议上，程维高发动突然袭击，宣布了对刘善祥的免职决定。

　　刘善祥当场就与程维高发生了严重冲突：“你这方法太不正当！我们无非就是在工作中存在不同看法，你这是想堵我的嘴！”

　　刘善祥对记者说：本来，再过10个月，省纪委领导换届，64岁的他也该退下来了，但程书记显然是连这10个月也等不及了。

　　在刘善祥被免职前，他已发现张铁梦在国外用公款办自己的公司。1995年，重获自由的张铁梦，又由省政府担保，从中信银行贷了一笔巨款，说是支持本省工业系统技术改造，购进国外先进设备。这笔款由张铁梦所在的工业投资公司经营。贷款到期后，有8000万元的亏空。因这笔款是由河北省政府担保贷的，省里就与中信银行联合组成一个调查组，前前后后查了一年，认为张铁梦有侵吞公款嫌疑，建议纪检部门对其采取措施。

　　报告送到程维高手上，程说不可信，令省里另外成立一个三人调查小组，去听张铁梦解释。张铁梦辩解后，程维高在新的“调查报告”上签字：“此事已经调查清楚，以后任何人再不要提起此事，谁也不要再用这个问题做文章。”

　　有了程维高这个巨大的保护伞，张铁梦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侵吞、挥霍公款，出入国境如履平地。直到2000年3月，李真被捕后，张铁梦才再也不敢回来了。

　　和靳庆河、刘善祥比起来，郭光允是受程维高迫害最严重、处境最悲惨的一个。

　　1999年，中央三讲巡视组来到河北，时任河北省人大主任的程维高大概预感到有人要反映他的问题，就提前给三讲巡视组发了一封信，说河北有人闹派性，搞串联告我，你们要注意。

　　“他这是以攻为守，先发制人。”三讲巡视组的组长阴法唐说。有人把刘善祥在老干部座谈会上“告状”一事透露给程维高。程维高又给三讲巡视组写信：刘善祥在会上的发言，你们管不管？如果你们不管，三讲以后我就要起诉他！

　　阴法唐说，从这件事上，他感受到程维高的霸道：“郭光允反映一些问题是正常的，怎么能构成‘诽谤罪’呢？何况他的反映还是属实的！”

　　三讲巡视组正式向河北省委领导提出：郭光允的行为不构成“诽谤罪”，应予撤销。省委领导答应复查此案。“但是，复查组的负责人正好是当初经手郭光允案子、给他定性的人。他将复查结果向省委和三讲巡视组汇报，说当初我们办案办错了，郭光允构不成‘诽谤罪’；但要看看程维高有没有他举报的那些问题，如果没有，他就是诬陷罪。”

　　阴法唐当场答复他说：“郭光允的‘诽谤罪’必须撤销。至于程维高有没有问题，要由中纪委来查，不是河北省的事。”

　　阴法唐对记者感慨道：“程维高的派头真大，一般人不敢惹呀！郭光允一案，中纪委尉健行书记作了两次批示，他们都敢顶着不办！”

　　强势插手市场竞争

　　到目前为止，公众已知的程维高以权谋私的事例，以及他放任配偶、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违纪甚至违法犯罪活动的事例，主要都集中在石家庄市建筑行业，这一切，都跟一个叫“南京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外来企业有关。

　　1990年程维高调入河北之前，南京二建就已经来到了石家庄。第一任经理是郭光允的校友。郭光允眼瞅着南京二建搭上“老程”之后，程的爱人、儿子、秘书都纷纷给市建委主任李山林打招呼，让他关照南京二建，该招投标的工程不搞招投标，有的虽然搞了，也只是走走形式。14万平方米的裕彤体育场，概算2个亿，搞了个假招投标就给南京二建了；东方购物广场概算4个亿，不经过招投标就给了南京二建，最后结算金额高达6个亿。从1994年到1996年，南京二建的横幅挂满了石家庄市的大型建筑工地，这家2000人的外来建筑队伍，在石市同时开工的项目有十多个，涉及金额10多亿元，远远超过石家庄市3万人的建筑队伍的项目金额总和。

　　郭光允说，从南京二建来到石市，到他揭发时为止，这家公司在石家庄市大概拿到了30亿的工程。

　　“当时很多人都知道程维高跟南京二建的关系，而程维高不避讳这个关系，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的强悍、霸道、说一不二的性格。”河北省第四建筑公司办公室的齐主任对记者说。

　　在南京二建到来之前，河北四建是全省最大的建筑公司，并且也是石家庄市许多大型项目，如河北会堂、阳光大厦、省二院病房楼的承建者。自从南京二建跟程维高搭上关系后，河北四建就开始走下坡路。市政府一号楼、市国税局大楼本来是河北四建中标，地沟挖好了，临时建筑也搭好了，程维高一句话，这些工程都让南京二建抢跑了。

　　1994～1996年是石家庄市建筑行业的黄金时期，河北四建竟然一项大型工程也没拿到手，公司收入、员工收入都停滞不前。作为建筑公司，每接手一项大型工程，整个队伍的管理水平、技术水平、资金实力都会得到相应提高，接不到大工程，挣不到钱不说，人员也得不到锻炼，技术水平亦难以提高。河北四建无可奈何之下，只好走出省外，到北京、山东、河南等地开拓市场。公司领导曾向省里反映过南京二建“搞不正当竞争”，向程维高提意见，结果程维高把河北四建的领导班子也给解散了。

　　那几年，郭光允也积极向纪检部门反映南京二建的问题，因为“河北省有许多建筑公司的经理都到我那儿，说起南京二建就咬牙切齿，大骂李山林是破坏建筑市场的罪魁祸首”。那时他还不知道程维高与南京二建的关系，只知道告李山林。结果程维高表态“李山林思想解放，干得不错，我支持他这么干！”让郭光允碰了一鼻子灰。

　　要说程维高对与南京二建的关系一点不知避讳，似也不尽然。1994年，河北政界接连出现一些领导干部被建筑公司拉下水的现象，省纪委为此专门写过材料。有一天，程维高突然提出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建筑工程招投标问题。在这次有省、市建委领导参加的会议上，程维高严厉批评了石家庄市建委：“你们石家庄市建委是搞什么的？把南京二建给我撵走！以后全省建筑工程普遍实行招投标！”会上形成了一份关于规范招投标工作的文件。会后，宣传部门又大造舆论，河北俨然全国规范建筑市场招投标管理的先进典型。那一年，国家建委、监察部还专门来石家庄市召开了一次现场会。

　　“程维高最擅长的就是公开一套，背后一套。”原省纪委书记刘善祥说，“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对程维高不利的传闻，他开这次会的目的，就是做秀，掩盖社会对他的议论。按说外地公司只要在石家庄守法经营，你凭什么要撵走人家？这不是欲盖弥彰吗？”

　　果然，这次会后，南京二建不但没走，反而又接了市政府一号楼、省人民银行大楼、东方购物广场等大型项目。会上被程维高严厉指责的李山林，也在这次会后出面竞选副市长。副市长没选上，程维高又给他提成副厅级—省建委副主任。但程维高不让他去省建委上班，还让他兼任石家庄市建委主任，以便“继续为南京二建提供方便”。

　　郭光允说，他的校友经理跟他讲过，程维高的儿子程慕阳从学校毕业，来到石家庄后，就开始“给南京二建搞公关”。

　　程维高的妻子姓张，原是一个医生。来到河北后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实际上是程的生活秘书。张医生来石家庄不到一年，就有人反映她跟南京二建关系不正常。但因为她不是河北干部，省纪委不好查。有人还把举报信直接送给程维高了。

　　刘善祥被免职后，1995年，程维高责成新任省纪委领导，在一个秘密地点，对张医生进行了一次小范围调查，最后以“纯属诬告，查无实据”结案，把对他妻子的举报压下去了。

　　“案子既是程维高让查的，就不可能查出什么问题。”刘善祥说，“你配偶的问题，你有什么权力责成省纪委调查？按照有关规定，你应该做的是回避！”

　　1998年，程维高转任河北省人大主任后，南京二建的辉煌日子也随之过去。两任公司经理都因行贿罪被判刑，南京二建先是改名为“大地公司”，后又改了几次名，最后不知所终。

　　“程维高与南京二建的交易，不仅坏在它是一种腐败现象，而且坏在它从根本上破坏了建筑市场的竞争规则。”河北省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颜廷标说，“程维高作为省委书记，插手市场竞争，那么上行下效，其他各级干部也会这样做。本来市场竞争有它自己的规则，你用行政力量来左右，肯定就会导致无序竞争和不正当竞争。这种风气弥漫开来，其负面影响还不仅仅限于建筑市场，而是对整个河北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

　　2000年，李山林以受贿罪被判刑15年后，石家庄市建委有些人当面对郭光允说：“你跟李山林斗，算是胜利了，我佩服你；但是李二(李山林)那么能捞，我也佩服他—我要是有那个机会，我也要捞。”

　　误了河北

　　在程维高案浮出水面之后，在河北上下一片声讨声中，对程维高很重要的指责就是对河北经济发展的迟缓负有责任。

　　整个1990年代，河北省为典型的投资驱动性经济增长，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在50%以上。到程维高卸任省委书记的1998年，投资贡献率达到了63.41%，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种经济短期内增长很快，但是质量、效益、后劲都很差。就像煎中药一样，你用旺火把中药煎出来，看起来也是药，但它不治病。要想药能治病，还真的需要那份慢火熬煎的功力。”河北省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颜廷标说。

　　这一点又因为一把手的“独断专行”，效果更难预料。“程维高抓经济的力度很大，但他对经济规律把握得不是很准，比如搞开发区，全省一哄而上，遍地开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颜廷标说。

　　原省纪委书记刘善祥对记者说，为了给自己增加政绩，程维高亲自给下面市、县定实现小康的进度。1995年暑期，河北省委领导在北戴河听取各地县委书记关于小康社会建设的汇报。这次会上，凡是说真话的县委书记都挨了批。程维高指责他们“思想保守，无所作为”。会后，一个通知，17个县的县委书记被免职。

　　记者问：“难道当时就没有人对程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吗？”

　　刘善祥说：“程维高将我解职，就是给其他人的一个示范。有了我这前车之鉴，别人自然不敢再讲什么了。那时候，程维高在河北一统天下，没有他办不成的事，‘指鹿为马’都可以！”

　　“程维高的霸道作风，逼着下面的人说假话，层层加码，把河北省的风气给弄坏了。老实干工作的人得不到重用，鼓唇弄舌，弄虚作假的人却可以升官，人们对工作自然就没有积极性了。有的损失可以用统计数字来衡量，但是政治风气、社会风气搞坏了，却是没法衡量的。”刘善祥语气沉重地说。

　　这种风气的后遗症至今仍然存在。程维高退下来后，2002年，河北省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曾对全省200名党政干部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中，有57.2%的干部认为河北省经济的泡沫“很大”或“比较大”，认为经济泡沫“比较小”的干部只有1.6%，认为河北省经济“没有泡沫”的更是只有0.5%。

　　这份调查报告指出：“从河北省的经济情况来看，泡沫不是反映在股市或一些新兴行业上，而是重复建设、政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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