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哲诚

　　发自苏州

　　科技与人文—失衡的双轮

　　《南风窗》：从目前城市、区域以及开发区之间的竞争来看，大家主要还是在拼交通、拼地价，或者可见的优惠政策和行政配套等等。人文精神虽然最近引起了广泛讨论，但并没有被当成实质性竞争因素而受足够重视，这是什么原因？

　　朱：目前这种竞争现状，是由整个大时代背景决定的，即人类的物质文明在呈几何级数成长，特别这一二十年科技腾飞的时期，人文精神发展却受到了很大制约。为什么？因为人们都把科技当成是国力竞争的工具和标尺，推进科技不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而是为了竞争。说明工具理性“坚实”地成为了社会的主导和主流。

　　事实上，科技和人文应该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并驾齐驱的两个轮子，而科技轮也是为人文服务的。因为，“人文精神”无非是对“人”和对“文”的关心，一方面关心人类自身的命运；另一方面关心文明和文化的传承。虽然说是两个轮子，但不如说人文才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

　　虽然人文精神的呼唤从文艺复兴就开始了，并且一直没有停止，包括西方的人本主义的主张，但却始终没有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和主旋律。在科技意识的主导下，人类把森林砍伐殆尽，把河流污染殆尽，战争永不止息，为什么？不就是教育忽略了人文精神的培养；科技与经济的竞争忘记了目的。使得科技与人文这两个轮子，始终处于失衡的状态。

　　但所幸苏州的实践已经证明，很多科技大公司，恰好又是看重了苏州的人文精神才选择落户苏州，说明科技与人文本来并不对立，只是我们人为忽视了人文因素，使得科技发展反而受到制约或者陷入了非理性的短期行为。

　　民间制衡力量远远不够

　　《南风窗》：社会发展的这两个轮子，由于国际竞争的加剧，的确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平衡。但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社会批判的声音一直很强烈，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着科技的发展。其结果是科技与人本主义都发展起来，可以说两个轮子都在猛跑。但我国一方面人文的轮子势微力弱，另一方面科技、经济还是要加快发展，似乎陷入了一种悖论当中？

　　朱：这是因为西方有很多知识分子的独立团体。我们经常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构成社会的一种平衡力量，当一种声浪过强的时候，另外一种声音会出来讲话。当科学主义盛行的时候，对人文精神的倡导和呼唤就应该加强，借由一些话语的市场、机会和平台，对政府的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相对来讲，这方面的民间制衡力量是不够的。

　　这里很大的一个问题在于，我们民间的力量：民间的科学研究机构、中介咨询机构、新闻机构缺乏独立的个性与人格。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有一个声音在讲话，我们听到的也往往都是同一个声音。

　　比如国外一些民间的环境团体，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力量都非常强大。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给政府和决策者施加影响。之所以需要阐述不同见解的人，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万能的政府，也没有不犯错误的政府，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为了避免少犯错误，就要善于倾听不同意见。而每个民间团体都代表不同的利益团体，代表不同的声音，他们的监督性越强，越是能够避免政府决策的失误。

　　官员“任期经济”的宿命

　　《南风窗》:当人文精神的呼唤在民间都显得很微弱的情况下，政府的眼光和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您曾提到说，一个城市的文化和精神氛围的营造，也要建立在政府官员“文化自觉”的前提下，那么目前到底是什么因素阻碍着官员的“文化自觉”？

　　朱：政府官员缺乏人文和文化的自觉，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我们都是在一种缺乏人文关照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从教育开始到走向社会都是如此。我们长期接受的是一种以科技、智育为主导的教育，也是一俊遮百丑的教育，你只要学习好，其他什么都好了。就等于说只要经济发展了什么都好了。成长于这种环境的人，很难有一种人文的自觉。很难认识到人文在整个社会中所应该具有的价值、地位和作用。

　　第二，国家对于一个地方领导的评价机制，主要是看经济指标。你如果问一个地方官GDP是多少，财政收入是多少，引进外资是多少，进出口贸易是多少，谁都会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你如果问教育投入是多少，当地在校生是多少，恐怕很少有领导能够讲得清楚。就像学校里面，你考什么，学生就学什么，干部也一样，你看他什么，他就做什么。当你没有办法去衡量或者不去试图衡量人文的价值，官员们自然就很难去重视它。由于我们干部任用和考核机制是自上而下的，所以还是一种对上负责的机制，缺乏对下负责。

　　第三，营造一个地区的文化与精神氛围，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但是政府官员往往更多把目光投向短期能够见效的工作上面，以体现自己任期内的“业绩”，而很难关注到那些长久才能见效，具有长远价值的工作。“短视行为”似乎天然就是注定的。

　　说到底，还是大家更重视经济，相对漠视文化教育与人文精神的培养。中国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而两会期间，我们听的都是经济报告，却从来没有做过教育文化的报告。为什么两会一定要开成这种模式呢？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质量来看，可能教育、人文的东西更加影响他们。

　　《南风窗》:那么您认为对下负责的机制要如何建立，或者有什么样的管道能够体现出对下负责呢？

　　朱：这当然就要加强行政官员对百姓的述职，让百姓的评价和舆论监督在干部的升迁中成为更主要的考量指标。另外政府官员的人文素养也很重要，政界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从政不行。所以我们历来的干部成长路径通常是这样，从村干部做起，然后到乡镇，再到县市，然后再往上，普遍如此。这一干部成长路径当然也能够让一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但是要建立一个理性执政的政府，一个有较高精神文化品味的社会，还需要一批具有世界眼光，同时又具有很强社会经验的专业人士。

　　“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南风窗》:我们一直都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视经济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朱：我觉得这个口号应该改成：“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等于是以手段来支配目的，过程在支配结果，本末倒置了。其实发展经济也好，科技也好，都不是我们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讲“发展是硬道理”的时候，其实是在讲经济的发展，而没有讲人的发展，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最大的发展应该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的发展不是硬道理。说到底，我们做的所有工作，都是为了让人活得更舒适，更有价值，更有尊严，这是所有工作的终极目的和落实点。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南风窗》:为了生活更好，这一点我想人们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说让人活得更有尊严，可能就会产生分歧。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还很大，但无论说贫困地区解决温饱的问题，还是发达地区参与国际竞争的问题，都是要朝着经济更发达的方向迈进，似乎还不存在从人的精神生命的角度去思考人的生存价值的社会倾向。

　　朱：所以就会出现很多侵害人的尊严的事情。包括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以剥夺农民利益为代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这都说明了我们在整个工作中缺乏人文精神，缺乏人本主义理念。给予农民不公平待遇的这种工作安排的结果，其实就是把人分成了不同的等级。

　　所以我们应该深入反省和思考十六大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这是第一次把它作为一个命题提出来，尽管演绎得还不够，但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是在警戒我们要实实在在关注和强化人文精神，特别是在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性问题的时候。

　　如今全世界范围内对人文精神的关照都很不够，比如西方科学主义的盛行、认知学派和结构主义的发展，都是在强调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忽视人的发展。但是西方毕竟还有着人文主义的传统，而我国则更为特殊。历史上长期受封建专制的影响，一直缺乏对人的尊重；五四时期首次出现了个体生命价值的觉醒，但是很快陷入了军阀混战；建国以后接连出现各种政治运动；改革开放之后，又进入了万众一心发展经济的浪潮当中，所以几乎从来没有深入思考过人的问题，虽然有过零星讨论，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始终没有深入下去。我相信人文精神会不断被强化，还是需要人们的充分自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南风窗》:中国不是一直在讲两个文明的建设吗？您认为“精神文明”的提法对于人文意识的培养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

　　朱：在具体的推进过程中，比如在创建文明单位、文明学校、文明社区等工作过程中，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实际上更注重的是形式，为了评比轰轰烈烈走一下过场，指标停在对卫生、环境条件的考察上。根本上忽略了人的精神层面的变革，离人文精神的理想境界还差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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