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

　　南京几家大型国企的改制涉嫌违背“三公”原则，近来受到社会多方的质疑。深入这种现象的背后加以剖析，不难发现“三公”原则正在猎猎作响的国企改制的旗帜下惨遭“强奸”。

　　国资转让从本质上讲，是通过市场化的途径解决国企所有权的归属，因此，市场化需要有一个信息对称的、竞争性的转让程序做保障。从南京的国企改制对民企和其他社会投资者“设限”条件看，恰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即国资转让给出的条件是为既定对象“度身定做”的，而人为地缩短公告期也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时间概念的含义。在一定程度上，它使得“三公”原则成了“暗箱操作”的装饰物，让违规行为从后台走到了前台。

　　国企资本的转让和受让固然需要相应的条件，但是，这些条件首先应当满足引进先进管理，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需求，而不是保护落后，保护一部分个人和团体的既得利益。国企改制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引进资本做大产业，而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实现充分竞争是必要条件。国企改制、转让国资的条件一旦度身定做，必然导致无限排他的结果，这也是省内外民企屡屡被拒之门外，南京大型国企屡屡采取管理层收购的原因和内幕。

　　这是人们不愿看到，而确实已经发生在眼前的现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前不久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提出，大型国企的改制应当眼睛向外，在这个观点中包含着种种隐忧。今天我们予以解读又增加了一层理解：就是在旧的国资管理体制的惯性作用影响下，在将大型企业的国有股转让给管理层时，存在着强烈的信息不对称，缺乏公开的、竞争性的转让程序，而这种情况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以及改制之后因为“新瓶装旧酒”而形成的社会成本的无限加大，已经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

　　台上公开挂牌转让，台下向有意受让国有资本的民企和社会投资者开出苛刻的条件，最终将其拒之门外，这是一大“创新”。这种“创新”是对国企改制中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的亵渎，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被人为地破坏必然导致社会成本的恶性扩张，当新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出现的时候，国企改制将违背初衷再次走向新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