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亦嵘

　　按约好采访的时间，记者给北京市公交分局反扒大队的女探长于晓明打了电话。在电话里于晓明说，他们刚“下了个活儿”，就是抓了仨贼，正在派出所办移交手续，要记者在反扒大队等她。记者没见过于晓明，但从她的声音里还是感受到了一个警察的简洁、干练和风风火火……见到于晓明本人，比想象的还干练，短短的剪发头，有神的眼睛和挺爽快的嗓门儿；一身儿北京普通老百姓的打扮———短袖T恤和大裤衩子，像个普通女工，也像个街边看摊儿的小贩，要是融入路边公交车站等车的人群中，你一点都不会想到她是位警察，也许这正是职业对于晓明的要求。和她聊的过程中，记者感受最深的是她说的这句话：“现如今有几个大款上公交车？贼偷去的这个钱包里装的也许是一个下岗工人一家子的救命钱！”

　　穿拖鞋抓贼的女探长

　　有着北京市公安系统第一位反扒女探长美誉的于晓明，反扒对她来说，已经不只是单纯的工作，而是深深地溶入到生命当中。工作离不开反扒，生活中充斥着反扒，就连陪女儿逛街也照样“甩”不掉。

　　今年夏季打扒重头工作即将开始的某一天，晓明难得带着自己8岁的女儿来到西单广场。她想让自己和队里的民警们好好放松一天，以备迎接繁重的反扒“重头戏”。那天的反扒女警一身休闲装束，T恤衫、短裤、拖鞋，坐在广场的一条长凳上，用幸福和满足的眼光看着不远处玩得正欢的女儿。

　　这时她无意中抬头往路边的4路公交车站瞟了一眼，突然发现一个小子像是要“抢门子”（就是在车站趁乘客上车时拥挤的机会在车门口行窃）。她马上掏出手机给家里做饭的丈夫打电话，要他赶紧过来。随后对女儿说：“妈遇上情况了，你别动地方，谁叫也别走，你爸一会儿就来。”早已耳濡目染的女儿知道妈妈说的“情况”是什么，不情愿地嘟起了小嘴，但还是懂事地站到一边让妈妈抓贼。

　　叮嘱完女儿，于晓明趿拉着鞋悄悄贴了过去。这会儿一辆4路车进了站，那家伙也盯上了一个挎包的女孩儿。就在他的手从那女孩包里摸出钱包的瞬间，于晓明从后边猛地抱住了他的腰，膝盖顶在那家伙的腿弯，一用力，就将他扳倒在地上。可同时贼也把于晓明给抻倒了，两个人就在地上滚打起来。这小偷身高足有一米八几，虎背熊腰。于晓明费了好大功夫才将这贼制住。此时一旁看得傻眼的女事主反应过来，按照于晓明的指示，哆里哆嗦地从于晓明口袋里掏出手铐。由于贼块头太大，晓明不得不将整个身子紧紧压在贼身上，使他动弹不得。好不容易将贼铐好，于晓明也累得如同软泥一样瘫坐在地上……后来女儿带着爸爸赶来了，于晓明这才看见自己膝盖上的血已将裤子氵因湿了一大片，都是刚才和贼“战斗”时在水泥地面磨的，脚上那双拖鞋早已被甩得不知去向……

　　个体户出身的反扒女警

　　作为京城第一位也是惟一一位反扒女探长的于晓明，在公交反扒战线上可谓声名赫赫。有谁知道，这位让形形色色扒手们谈之色变的“反扒女杰”今年才只有三十四岁，而且早在十多年前，于晓明刚刚入道不久，就以自己出色的工作战绩迅速火遍整个反扒大队。她那双能迅速识别“贼相”的“毒眼”和一付迅速制服扒手的敏捷身手，并非得益于哪所名牌大学，都是从艰苦的实践当中一点一滴、摸爬滚打中锻炼出来的。

　　1988年于晓明高中毕业，考大学差了几分没能如愿，她不想再复读了，她的父亲早两年去世，她想给没有父亲的家顶起门子。小的时候，她羡慕警察和军官，她觉得他们的制服威武神气！可是那会儿，这两种职业离她都太远，她够得着的差事是给一个打印名片的小老板打工，一个月100块钱的工钱。干了一个月，她不光知道怎么造名片，更知道这买卖开起来不难。那会儿，造名片还没用电脑，就是铅字排版，手工打印，设备用不了几个钱，只要能吃苦，揽来买卖，每月的收入还是不错的。

　　揣上100块工钱，于晓明就辞了工，置办了造名片的家什，自己给自己当老板。她说，那会儿是苦点儿，七月里顶着毒日头跑老远的印刷厂配铅字，回到家打印，一张一张的全凭手轧出来，两只手上都是血泡。可也甜过，买卖顺，一个月干一半、歇一半，自由自在，连玩带干能挣1500块，那会儿这可是笔不小的收入呵！说这话时，记者注意到了于晓明眼里稍闪即逝的神采，想像得出，十几年前，这神采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过的快乐。

　　第二年，北京市公安局在社会上招考警察，于晓明等到了她实现儿时理想的机会。这机会对她太重要了，这些年，她所做的一切好像就是为考试的这天铺垫一样。她上了考场，从容坚定，知道自己一定能考上。终于她如愿以偿了。于晓明被分配到公交分局总机班，穿上了那身儿时梦里不知穿了多少回的警服。生活给于晓明展示出最为美好的一面。可是，她不愿意坐机关，不愿意每天重复无数次的接线动作，她更想干刑警，想风风火火地干一场。

　　1990年4月，于晓明考进了警校。实习的时候被安排到了公交分局下面的反扒大队，练的活儿就是抓公交线路上的小偷。队里同志们带她反扒，给她讲他们这个行当的“门道”：发现、控制、跟踪、抓获这几个词儿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反扒职业的精髓。那几个月里，于晓明几乎每天都对这些词汇有新的理解，新的认识。她知道了反扒职业就意味着要打遭遇战，时刻都要绷紧弦，准备对付突如其来的战斗。每天登上公交车，她一次比一次更深地体会到什么叫“贼挂相”，什么叫反常举动，什么叫“繁跟近、静跟远”。这些和她业务息息相关的技术慢慢地融进了她的血脉。

　　抓贼是个良心活儿

　　1991年1月18日，于晓明到反扒大队报到，给老反扒民警张立忻当了徒弟。她师傅在队里业务好，当时问她，喜欢干反扒？她说，喜欢。她就成了师傅的搭档，过去是，现在还是，师傅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她怎么干，才是个好警察。

　　反扒这个活儿说苦也苦，一天到头，不睡下就难说了了今天的事儿，要说舒服也舒服，完成了任务，你出来不出来，全凭自觉。1992年，她和师傅就特别顺，仨月就完成了全年的定额。按说，可以松口气儿了，可师傅照样跑线儿，她也就照样去发现贼，控制贼，跟踪贼，抓捕贼，贼不歇着，她也不能歇。这就是良心活儿，抓了贼就能给老百姓挽回点儿损失。反扒警察的良心活儿就是尽了自己的心思。后来，她结了婚，丈夫是她警校同学，也是她反扒大队的战友，俩人在一起扯得最多的还是怎么抓贼。

　　于晓明说，也有点儿背的时候，不是她遇不上贼，是遇上的贼太精，反扒这个活儿是抓现行，你知道他是贼，他的手没从别人兜里偷出东西，你就不能抓，有一天她在线路上看了好几个贼，可他们要么不下手，要么溜了，弄得她十几个钟点跑得腰酸腿疼，还一个贼没拿住。她说，这就是背。

　　一天背，还好点儿，睡一觉，调整调整，第二天也许就开张了。可要是连着一二十天背，真能把人躁个好歹，光想找个地方出出恶气。去年3月，她就遇上回点儿背。1号抓了个贼，9号又抓了一个，这都是够上处理的，也就是算任务的。看着挺顺吧，她按以往的经验算计15号再逮一个，这月的任务就完成了，29号就可以高高兴兴地跟队里组织的旅游团出去度假了。可偏偏在以后的二十天里，他们就再也没得过手。那些天，北京风沙大，还有两天沙尘暴，每天出来进去，一头土，一身沙，一副累散了的骨头架子，这不算苦，苦的是烦，是躁，是有气没处撒的苦恼，那阵人的心态都变了。

　　直到28号，机会才来了，上午11点，于晓明刚从自修大本的考场出来，师傅张立忻从北京站打来电话，说他盯上仨贼，其中一个他抓过，要于晓明赶紧过来。于晓明当时正在地安门，她叫上丈夫杨磊和另一个也是参加考试的民警，打了个车就奔北京站。

　　和师傅张立忻会合后，他们跟着仨贼去了908路车站。一辆车进站后，这仨贼在车门口挤了一阵子，又掉转头一个个开溜了。于晓明判断这仨贼下活儿，她跳上车，喊了一嗓子：“我是警察，大家看看自己丢没丢什么东西？”一个小伙子叫了起来，说他挺贵的手机没了。四个警察带着那个丢手机的事主堵住了仨贼的去路，抓了，送到派出所一审查，只能处理两个，一个处理的证据不足，只好放了。于晓明的任务刚刚完成。第二天，和丈夫赶上了队里组织的旅游团。她说，这是她结婚后第一次和丈夫出门，幸福得赶上了度蜜月。

　　其实，在很多时候，于晓明为抓住一个贼，做的准备，吃的苦，花的工夫要比抓的那个瞬间漫长得多，辛苦得多，抓住贼的那个瞬间的快感凝聚着许多守候的焦急和无奈的叹息。她说，就比如今天早晨他们抓的那仨贼，他们花了整整四天的功夫。6月份在公安网上查线索时，他们发现了这个由聋哑人组成的扒窃团伙，也查到了他们的窝点就在三环路边上的一个村子里。星期一，也就是7月14日，他们就准备等他们下手时抓个现行。天刚亮，他们就等在村口，准备“接”这伙贼上路，可太阳老高了，他们也没出来。过了很长时间，出来几个人去了道边的小铺，买了酒和下酒的吃食，又回去了。于晓明明白了，今天贼们会餐，不会出动了。看着贼酒啊、肉啊的造了个够，于晓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撤！星期二一早，再去那个村子“接”贼上路，于晓明又接到352路公交线路上贼较猖狂的信息，便上了352路车，把盯聋哑团伙的活儿交给了他丈夫的中队，结果他们跟到广安门，把贼跟丢了。星期三，继续去跟那个聋哑团伙，跟到六里桥，贼惊了，也就是贼知道让警察盯上了，贼自然不会下手了，这天又白跟了。星期四才5点钟，于晓明和师傅张立忻又去了，这回，他们把贼“接”出来了。先是四个，走到半道上，一个上了另一条道，他们盯剩下的三个。仨贼从丰益桥上324路车，在六里桥南里下了车。下车的工夫，于晓明看见一个穿蓝衫子的贼把一个钱包塞给了一个穿红T恤的贼，“红T恤”拿了钱包就往便道边上的厕所里跑，于晓明知道，贼是要掏里面的钱。师傅张立忻跟了进去，从便坑里捞出了贼扔进去的钱包，里边没钱，却有个身份证。赃物拿在手里，又跟着贼去马路对面上了323路，把那仨贼拿了。

　　于晓明说，贼抓得多了，就有认下她的贼了。去年11月30日，她抓过个叫杨三的贼，这贼扒了个包，里边有600块钱，后来这贼出来了，便把于晓明的长相和也是贼的哥哥杨二说了。今年2月的一天，于晓明和丈夫联手抓了俩贼，送到派出所一审查，一个贼说：“大哥，今儿我可没动，我看见大姐过来了，我弟跟我说过大姐，我咋敢动？”说话的是杨二，那天他是没动手，但他掩护了同伙。是她的名声震慑了贼？还是贼变着法儿套磁？于晓明没有心思想，她想的只是自己的良心活儿干得好不好。

　　感动于晓明的常是她自己

　　于晓明对记者说，她最不能容忍的是贼在她眼皮底下行窃。不管是不是在她管的地界上，也不管她抓的贼算不算自己的任务，只要见着贼，有她在，就不能放过。

　　去年10月31日，她在阜城门335、336路车的站牌子下“看站”，眼角的余光就瞥见了国宾宾馆门前有个小子不地道。这时，正有几个外国人往宾馆里走，那小子就盯上了一个老太太的双肩背包。老太太已经上了台阶，那小子跟上就下手，第一下，拉开了双肩背包的半个拉锁，第二下把整个拉锁拉开，第三下手进去抻出了里面的钱包，揣进了自己的怀里。于晓明也够利索，抢上两步，一把把那小子推进宾馆，就手铐了。

　　于晓明说：“我知道这活儿做了也不算我的任务，因为它不是发生在公交线路上，可我还要做，就这点觉得自己挺伟大的，我真为自己的行动感动。”

　　7月12日，于晓明上了120路车，车快到大栅栏时，有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冷不丁地喊起来，他手机没了，叫售票员别开车门。于晓明四下看看，车上不像有贼，就问那男人在哪上的车？男人说是在天坛南门。那会儿于晓明还没在车上。可于晓明怎么想怎么觉得自己失职。记者问：“是不是这行干时间长了，你也有了职业心理负担？”她说，说不清，反正车上有人丢东西，她又没拿住贼时，常有这种感觉，有时候自己也知道那不是自己的错，可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抬头看见墙上挂着面赠给于晓明和她丈夫的锦旗，记者就让她讲讲这旗上说的事儿。她笑笑，说是去年七月的事儿。那天，她跟丈夫那个组跟仨东北的贼，从西直门跟到了亚运村北的大屯，那仨小子下了车，其中一个穿灰衣服的家伙离开了车站往西走，于晓明觉得这小子是“下了货”了，便跟了过去。路边停着个红色小轿车，“灰衣服”走过轿车旁时，往窗子里递了个手机，转身又往回走。于晓明放过他，来到轿车旁，敲敲车窗，假装问路，她看见车里的人正从手机上扒下了卡，扔在了一边。证据有了，拉开车门，于晓明捡起手机卡，揣进兜里，问那小子手机号。那小子知道麻烦来了，想跑。于晓明扑上去，在车上和他干开了。好一通拼，才把那小子铐上，回过头再抓站上那仨。抓完了才知道，这个团伙是租了小轿车来接应扒窃的团伙。手机还给了事主，于晓明才感到脚脖子疼得厉害，扭头一看肿得像发了面的馒头，想想是在小轿车上打斗时扭伤的。事主也看见她脚肿了，要送她去医院，她说，不用，能扛住。后来事主给他们夫妇送了这面锦旗。

　　那阵子，于晓明又被自己感动了，她觉得她对得起自己的那身制服和国家给自己的薪水。这会儿，她对记者说：“现如今有几个大款上公交车？贼偷去的钱包里装的是啥？也许是一个下岗工人一家子的救命钱；也许是老人治病买药的钱；也许是儿女念书要交的学费！你想，贼在公交车上偷的还不大都是老百姓的钱，老百姓手里的那点钱容易么！我一个当警察的，怎么也得想法子给老百姓挽回点儿损失呀！”记者明白了，于晓明的情感其实非常朴素，就是心里装着人民的利益，记者也明白了，她被自己感动其实是被她从事的事业感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感动自己不也体现了她对事业的忠诚么？

　　傍晚在回家的路上，记者乘的公交车穿行在这座都市的干线上，窗外是一家接一家的店铺和一片接一片的楼群；车上是忙了一天的人们，安详、愉快、闭目养神或轻声说笑，等着车子把他们送到自己要去的地方。记者不知道车上有没有贼，也不知道车上有没有像于晓明那样的警察，因为反扒警察在车上是不穿制服的。可是，跟于晓明聊过后，记者知道了，其实他们一直都穿着制服，是灵魂着装，就是把那身庄严的人民警察制服穿在他们每个人的心上……

　　编后———

　　本可以选择安稳舒适的工作岗位，但反扒女警还是选择了风雨兼程；本可以选择定点上下班、相夫教子的闲适生活，但于晓明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艰辛忙碌。为的只是圆那儿时的梦，图的只是老百姓的幸福安康。在熙熙攘攘的乘车人群中，反扒民警守卫着一片祥和安定；在四通八达的公交路线上，他们为百姓们警惕着伸向钱包的第三只“手”。他们不为名利，不为彰显，一句“抓贼是个良心活儿”，把他们的心和老百姓贴得最近。

　　怎样识别“扒手”

　　扒窃犯一般来讲都是比较狡猾的，要达到适时将其捕获的目的，首先要学会识别，下面介绍几种识别扒窃犯的方法：

　　1、看神色，扒窃犯寻找行窃目标时，两眼总是注视顾客的衣兜、皮包、背包，特别留心外地人、妇女、中老年人，选准目标后，一般要环顾四周，若无他人注意便迅速下手，此时因精神比较紧张，往往有两眼发直、发呆、脸色时红时白等现象。

　　2、观举止。扒窃犯选择侵害目标时，往往在人群中窜动，选择目标后即咬住不放，紧紧尾随，趁人拥挤或者车体晃动的机会，用胳膊和手背试探“目标”的衣兜。

　　3、识衣着。扒窃者大多数衣着入时，或长发、光头或流里流气，那些三五成群作案的，衣着打扮往往相似。少数打扮平常，衣着朴素者，则是老扒手。

　　4、听语言。扒窃者之间为了方便联络，常常使用“黑话”、隐语。他们把掏包称为“背壳子”、“找光阴”；他们互称“匠人”、“钳工”；把上车行窃叫“上车找光阴”、“挖光阴”；把上衣兜称“天窗”；下衣口袋称“平台”；裤兜称“地道”；把妇女的裤兜称“二夹皮”等。

　　5、看动作。扒窃犯在动手作案时，一般借车体运行晃动或乘客（顾客）拥挤的机会，紧贴被窃对象的身子，利用他人或同伙作掩护，或用自己的胳膊、提包、衣服、书报等遮住被窃对象的视线，作案得手后，离开失主，赶快逃离现场，有的扒手发现侦查员跟踪，便做一个“八”字手势或摸一下上唇胡须，暗示同伙停止作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