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教育法精神不矛盾章文斯

　　年仅12岁的成都小学生古立坤退学写书,引起一片哗然（见昨天和前天《羊城晚报》新闻时评版）。有论者称小古退学写书这种行为本身违背了《义务教育法》，本人不是法律界人士，不置可否。但我想提醒一点，对于确实具有特殊才能的孩子，是否可以用统一的教育模式来进行教育？反观小古的情况，她无疑可以划分在因特殊情况而延缓入学或者免予入学的范畴之内，这与义务教育法的立法精神并不矛盾。

　　与同龄人对比，小古显得异常有文学天赋，这让我想起了在《史记·甘茂列传》中记载了秦国神童甘罗的故事，史称：“甘罗者，甘茂孙也。茂既死后，甘罗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从史实我们可以知道，甘罗不仅成功地游说了张唐，而且单独出使赵国，以秦燕联盟转而支持赵国伐燕，以至于越国将攻燕所得的部分城池又献给了秦国，这一系列谋略展示了其杰出的外交才能。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战国时期十二岁的小甘罗可以表现得如此特立独行，而我们十二岁的小作家古立坤一件小小的退学事件却引来如此多的非议呢？这反映了我们公众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

　　有人也许会反驳，甘罗是谋略家，与文学并无关系。那我又想问问，七步成诗的曹植，一气呵成《滕王阁赋》的王勃，在当时又算不算少年作家？他们可以成为一代文豪，我们凭什么就断定小古就不能取得成功，退学就一定是浮躁功利，肤浅无聊？甚至动辄扣上“炒作做秀”的大帽，可惜这种论断言者淳淳，可听者藐藐，原因无他，经验主义使然也。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位少年作家，其一本18岁写就的《愤青时代》，在网上被许多网友误会为是四十多岁中年人写的，还让许多北大教授都十分震惊其思想之成熟深刻，不在当代某些著名作家之下，绝对可以算是“成人写作”，这充分说明一个道理：写作者的年龄与作品的质量不存在必然的等号关系，判断一个作品成熟还是幼稚，不能简单用年龄大小来区分。

　　可能还有人会说，这件事情反映了中国教育体制出了问题。我必须承认，中国的教育体制存在许多弊端。但就事论事，小古退学只是个私人事件，犯不着把什么事情都归结于体制上去，“体制是个筐，啥都往里装”，这种论断也是一种思维懒惰化的表现。我觉得，对于小古个人而言，现在退学写书只是自己心甘情愿的个人选择，她本人不适应九年义务教育体制源于自身的早熟，但对于绝大多数孩子，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还是符合情理的，就一个特殊的小古就横加批判九年义务教育，这本身有欠思量。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建立一套对如小古此类特殊孩子群体的教育体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教育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多元化多层次教育，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身心上得到健康发育。（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