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伦理学的发展与时代主题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9月02日08:45 光明日报

　　中国伦理学的知识状况万俊人

　　如果说，道德的文化定位介于法律与宗教（信仰）之间，那么，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知识就应当是对人们或社会弱于法律和宗教信仰的行为与意识（精神）的一种科学反映。在一个素以“礼仪之邦”和“道德文明古国”著称于世的国度，伦理学的生长本有得天独厚的人文土壤和传统资源，但由于我国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既缺乏普遍公正的法律制度支撑

，又缺乏统一深厚的宗教文化心理基础，因而中国伦理学的知识现状如同道德实际状况一样并不令人乐观。抚今追昔，环顾左右，我们需要对中国伦理学知识现状与发展前景作出理性的分析和谨慎判断。

　　双重挑战与四面回应

　　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伦理学重新获得其知识合法性开始，她就一直面临着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是来自现代西方伦理学的理论挑战，各种新型的“主义”和时髦的“学说”蜂拥而至，让刚刚获得理论解放的中国伦理学经受了严峻的理智考验。另一方面是来自社会现实生活经验的实践挑战，人们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对“文革”教训的痛苦反思，便开始经受逐渐强劲的市场经济的风暴洗礼。在我们这样一个向来注重“义利之辨”的道德文化共同体中，这种洗礼对道德价值观念和伦理学理论生长所带来的挑战及其严峻性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这种洗礼与经济体制转型同时发生。双重的挑战让人们不得不在同一历史时刻经历中与西、古与今（或者新与旧）的道德观念、乃至文化理想信念的冲突，让我们的伦理学家不得不在古今中西的多种相互竞争、相互冲撞之间做出理论选择，对来自古今中西的各种道德理念或伦理学知识资源做出有效的回应。

　　值得庆幸的是，今天的中国文化理智气候如同其所依附的中国社会一样，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开放、健全和坚强，在经历了对域外文化冲击所带来的恐慌和困惑之后，我们终于能够理性地面对、批判和选择，并最终开始理性地自我建构。中国伦理学从引进、批判，走向比较、选择和创造性地理论建设，她呈献给社会的不再只是西学译介或西学导引，也开始有了日见增长和丰富的原创性理论成果，从伦理学原理到应用伦理学，从纯粹的理论伦理学，到伦理学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交叉繁衍。近年来不断产生的理论成果证实了这一点。

　　中国当代应用伦理学研究之所以日益繁荣，其根本动力正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直接推动。因此，与其把这视为当代中国伦理学所面临的实践挑战，不如将之看作她发展的时代福音。而一俟她超脱近代的文化胆怯，理性地正视域外文化价值观念的冲击和社会转型变革的现实，如何正确地看待自身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如何在新的时代接续并连续书写中华民族的道德谱系，以及如何在中西古今的四维张力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等等，也就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理论负担或文化宿命，而是被当作一种值得珍惜的理论资源和文化再生机缘了。我们看到，近年出现的许多伦理学理论成果和道德文化建设成就，正是中国伦理学的理论姿态发生重大转变的真实见证。

　　主题嬗变与进路问题

　　现代伦理学进展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知识技术化和理论实用化，越来越注重理论本身的实践解释力和可操作性，这是与她所在的特殊时代和她所面对的社会现实问题直接相关的。

　　现代文化生态和社会实践决定了现代伦理学的知识面貌，并预制了伦理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及其探究方式。如果说迨至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伦理学的基本语境主要还是由改革开放这一宏大社会主题所设定的，因而伦理学讨论的基本理论进路仍然带有某种明显的宏大叙事的特征；那么90年代以降，由于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和公共思维方式的技术合理化趋向，使得伦理学语境结构开始呈现出应用专门化和论理技术化的特点，伦理学开始向部门或领域应用的方向伸展，由此带来了伦理学方法的重大变革——实证技术和跨学科交叉逐渐成为新的理论生长点和知识创新源。各种形式的职业伦理、生命医学伦理、生态（环境）伦理、网络伦理、经济伦理、制度伦理和政治伦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以及最近因“非典”引发的公共健康伦理等，渐次成为中国伦理学的热门论题。可以说，崭新的社会改革实践不仅给伦理学带来了方法论上的变革，也带来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引人注目的理论繁荣。

　　然而，知识的技术实用化趋向给伦理学带来的理论变革是深刻而复杂的：一方面，伦理学如同整个哲学一样开始拒斥形而上学和道德乌托邦，“朝向事物本身”（胡塞尔语）；另一方面，对生活实践化的“底线伦理”追求又面临着失去许多精神资源和淡化终极价值关切的困惑与风险。毕竟，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有所不同，伦理学作为人类把握自身生活意义和规范社会秩序的特殊方式，作为一门行为价值与精神理想的人文知识或科学，失却对人类内在品格精神和终极价值的关怀向度，或多或少意味着某种理论欠缺。与之平行的问题是：一方面，在一个文化多元的开放时代，增强伦理学知识的技术操作性，更有益于增强道德伦理在公共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效力；可另一方面，伦理学永远也不可能像法律或政治制度系统那样趋于较为充分的实际可操作化水平，正如在现代民主社会条件下我们不能把法律道德化一样，我们也不能把道德法律化。道德永远是一个社会、国家和民族所必须储存的无形资源和精神资本。也许，“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理论进路或方式，都不能单独地承诺伦理学的全部理论使命，如同单纯的目的论或道义论难以表达完整的伦理学知识图像一样。

　　现状估价与前景预期

　　与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社会生活要求或实际发展相比，现代中国伦理学仍有相当差距。

　　我们的伦理学已然摆脱了“左”的幼稚病和食洋不化的两极纠缠，开始以新的健康的理论姿态迎接时代和实践的挑战。伦理学的思想触系开始深入到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的“生活世界”，与时代和民族发展的脉搏紧密呼应。这就是当代中国伦理学理论的生命之源，生活之源，本真之源！同时，现代中国伦理学的知识生长也不再封闭，开始融入世界伦理的语境，并逐渐显示自身独立的话语力量。近十年间，中国的伦理学学者先后走上诸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普世伦理”和其他重要的国际性伦理学论坛，发出中国的声音。这是20多年以前所不能想象的学术情景。在应用伦理学方面，虽然我们起步较晚，但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提供了异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动力，使我们在诸如经济伦理、公共管理伦理、网络伦理、生态（环境）伦理等领域获得了快速发展。当代中国伦理学的知识生长得益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生命科学和医学等兄弟学科的知识支持和技术援助。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们的伦理学理论，尤其是学理方法、理论解释力、对社会生活的反应能力，还亟待改进和提高；伦理学为社会改革和人们精神生活提供的智识支持和道义辩护远不充分。面对我们这个急速变革和发展的时代所不断提出的新问题、新课题，我们的伦理学理论还难以作出及时有力的反应，甚至常常显示出某种理论尴尬和窘迫。比如，制度伦理的现代探究，生态伦理中的“环境主义”问题，公共健康伦理问题，信念伦理问题，以及许多具有实践技术性要求的生命伦理问题。

　　由是观之，中国伦理学的确任重而道远。如果她要获得不竭的理论生命，并成为可普遍化的世界伦理学知识，那么，向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寻求知识扩张的智力资源，并不断强化其实践参与能力和技术应用能量，当是其自我提升和发展的可行之道。如此，不单有益于中国伦理学自身，也将有益于她所寄居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从而真正成为有意义的人生知识和社会之“道”。我国应用伦理学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前景卢风

　　应用伦理学最早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80年代末开始在我国引起重视，于90年代逐渐形成研究热潮，至今方兴未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渐入佳境。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遇到了现代化过程一般会遇到的道德问题，也遇到了与我国国情密切相关的特殊道德问题。这种变革和变化势必要求并推动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改变。我国的应用伦理学正是应改革实践之需而兴起的。

　　应用伦理学的兴起为我国伦理学研究注入了活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经济伦理的义利之辨开始为个人和企业的合理牟利行为进行道德辩护。面对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带来的生态破坏，环境伦理开始探讨能否为自然生态增加一道道德屏障，并结合企业伦理探讨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如何担负自己的社会责任。面对试管婴儿、器官移植等引起的道德疑难，生命伦理试图在微观层面捍卫人的尊严和权利。面对电脑网络的普及应用所带来的种种新问题，计算机伦理开始探讨“鼠标下的道德”。面对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物质丰富和负面效应，科技伦理开始探讨科技是至善的事业还是一柄“双刃剑”。面对“法轮功”所提供的教训，宗教伦理开始反思人的基本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之后还需要什么。

　　但我国应用伦理学研究也存在一些亟待克服的困境。一是各分支研究处于彼此隔离、缺乏交流的状态。经济伦理和企业伦理过分顺从了市场经济的私人利益驱动，过分屈从了“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便助长了把道德当作经济发展的手段的思想。环境伦理一方面表现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勇气，一方面却因过分诉诸人类的仁慈和道德提升而缺乏现实的感召力。生命伦理却陷于过分细微的概念分析和案例分析，它不能与对人类文明的整体性伦理关照相呼应。科技伦理忙于为科研“制定”道德规范，却缺乏对科学精神和科技本质的深刻反省。经济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科技伦理、行政伦理等等分支各自形成研究的“圈子”，不同“圈子”之间缺乏交流和对话，学科分支之间没有交叉和渗透。但无论是个人的道德生活还是整个社会道德都是具有整体性的，仅有这种分割式的研究不足以达到对道德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正确引导。二是应用伦理学一般方法和思想研究比较薄弱。应用伦理学各分支虽然各有其应用领域，但有其共同的方法。应用伦理学可以承认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但不能认同道德相对主义，所以必须探讨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道德规范，必须探讨道德真理问题。应用伦理学必须确定道德对话和商谈的合理程序，并在共同遵循对话程序的前提下谋求道德共识。应用伦理学的内部对话和与其他文化分支的对话都必须既是理论性、思想性的，又是直面现实的、实践性的，所以应用伦理学必须是双向反思的。即应用伦理学的应用不是对现实生活的描述和顺从，也不是拿着先验的道德准则到处套用，应用的目的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参与和关注去促进现代文明道德维度的健康生长。简言之，应用伦理学之应用不是工程技术式的操作性应用，也不是纯粹“案例分析”式的应用，而是批判性、反思性的应用。为能做到这一点，应用伦理学不能割断与道德形而上学的思想联系，不能放弃对一般方法的研究。

　　纵观应用伦理学的研究现状，以下几个方面最有希望成为新的生长点：（1）在经济伦理中注意批判“经济学帝国主义”，着力论证人类道德相对于经济的独立性，使伦理学成为和经济学平等对话的思想资源。（2）进行伦理学、生态学和经济学的交叉渗透研究，使伦理学得到生态学的科学支持，使宏观经济学接受生态学的限制，使生态学通过伦理和经济而产生普遍的实际影响，使环境伦理既具有充足的学理依据，又具有现实的可行性。（3）生命伦理走出“专业圈子”，拓展自己的哲学视野。（4）认清科技对现代文化全面渗透的背景，探讨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的责任和道德义务。（5）在政治伦理中通过社会调查探讨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文化障碍。

　　应用伦理学的兴起代表着道德哲学的根本转向。现代科技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科层化，使人们的生活情境极为复杂。纯粹的哲学思辨已无法对具体情境中行动的对与错进行判断。例如对转基因食品该不该投放市场，克隆人是对还是错等问题进行判断，不仅要求我们有哲学伦理学思想，还要求我们有生物学的基本知识。21世纪的伦理学必须去反思由现代科技所模铸的现实生活，所以它必须不断地与各门具体科学交流对话，不断地深入到被科技所全面渗透的具体生活情境之中。就此而言，应用伦理学代表着伦理学研究的根本方向，因而具有极其广阔的发展前景。制度伦理：面向公共领域的伦理学时代主题彭定光

　　制度是规范社会生活的理性秩序体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能力，是组织社会共同生活的方式和社会技术。随着现代社会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它的地位及作用日益凸显出来。因此，人们对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与制度应该如何发挥其作用，给予了更多的道德关注，并日益重视制度伦理的研究。尽管前人早就对制度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作过一定的探讨，但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制度伦理，却是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突显的，罗尔斯《正义论》一书的出版是其标志。至90年代初，我国制度伦理的研究才正式展开。

　　制度伦理在中国的突显，是与我国改革开放所引起的社会结构性转型密切相联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导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而且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制度经济，现代中国社会是制度社会。制度是支配现代社会的根本而又优先的力量，是关涉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和个人生存发展的重要资源。虽然现代中国社会和现代中国人越来越依赖于制度，但制度要充分发挥其对社会的引导和整合作用，就必须得到所有民众的认同、信赖和服从，其前提则是制度本身具有道德合理性。制度伦理的任务就是研究社会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正当性和正义性，为其提供合理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

　　我国目前的制度伦理研究主要围绕制度与伦理的关系、制度伦理的内涵和定位、制度伦理与传统伦理的区别以及制度伦理建设的原则和途径等问题而展开，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有些问题尚待深入拓展。首要的任务是确定制度伦理的论域及其研究主旨，其论域只能是公正领域，其研究的主旨是为了建立和实现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其次是明确制度伦理的内容。制度伦理包括制度设计伦理与制度运行伦理两大部分。制度设计伦理既指制度建立的伦理基础，又指制度是否具有道德合理性。制度运行伦理则包括制度管理伦理与制度实现伦理。制度设计伦理是关于“是什么”、“为了什么”、“做什么”方面的伦理，而制度运行伦理则是关涉“怎样做”的伦理。我国目前偏重于对制度设计伦理的研究，而尚未探讨制度运行伦理问题。除拓展制度运行伦理的研究外，我们要进一步深究制度由之建立的伦理观基础和道德理念，研究根本制度伦理与具体制度伦理之间的关系。

　　制度伦理是现代中国社会所提出的一个前沿性伦理学主题，它必定会催生新的伦理学范式，产生新的道德文化观念，形成一种能够真正地规范现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道德理念和道德精神。然而，目前我国的制度伦理研究还存在着某种局限，面临着各种挑战。相对于当代西方的制度伦理研究来说，我国的制度伦理研究还有着明显的理论局限。可是，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又迫切需要全面而又深入的制度伦理研究，需要一种能够真正地对之予以规范和引导的道德基础。为了缩短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制定并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选择了充满活力而又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完善我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完善我国的决策机制和行政管理体制，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尊重和保障我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促进我国政治文明的健康发展，达到建设共同富裕、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达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在于加强制度建设，确切地说，关键在于提供合理的制度资源，进行公正合理的制度安排。这是对我国制度伦理研究的挑战，也是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和道德文明建设的当代课题。中西伦理思想比较分析唐文明

　　从历史上来看，无论中西，都发展出了非常丰富、发达的伦理思想。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全面交往，中国知识界在大力介绍、引进西方学术思想的同时，也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急迫心态热衷于中西文化比较。而中西伦理思想比较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根据海德格尔、麦金太尔等人的考证，西方原始意义上的伦理学所探求的，实际上是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伦理思想可以被看作是文化中即使不是最核心、至少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虽然西方近现代以来发展起来的道德哲学或伦理学与古典的原始伦理学在精神旨趣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伦理学作为西方意义上的一种学科被引进中国之后，仍然出现了以伦理学来安置中国古典教化思想的诠释方案，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性判断是将伦理思想指认为中国古典教化思想的核心内容。这一诠释方案几乎将伦理学置于精神的最高处，也开创了中国伦理思想研究的新范式、新方法。由于这种新范式、新方法就其来源而言完全是西方的，所以，近代以来的中国伦理思想研究实际上就是中西伦理思想比较的一种表现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比较业已成为中国伦理思想研究的宿命。

　　从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到现在，在中西伦理思想比较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领域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究其原因，则在于古今之间的差异与中西之间的差异互相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隐藏在伦理思想背后之精神的守护变得空前的困难了。

　　古典的原始伦理学与现代意义上的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在精神旨趣上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现代以来道德领域的结构转型。古典的原始伦理学对应于人的全部的精神生活世界，而现代以来，人的精神生活世界被分割了，道德、宗教、法律成为维系人的精神生活的几个彼此独立的组成部分。所以，现代道德哲学或伦理学所对应的精神空间是处于宗教所管辖的范围与法律所管辖的范围之间的一个特殊的、独立的精神生活领域。也就是说，古代的道德领域是人的全部的、完整的精神生活世界，而现代的道德领域则是人的部分的、独立的精神生活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意味着，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世界不再是完整的，而是分裂的、破碎的。我们可以挪用哈贝玛斯的术语，将这种变迁称作“道德领域的结构转型”。这就使得我们使用西方现代意义上的道德哲学或伦理学概念去安置中国古典教化思想可能是有问题的。

　　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家在理解“伦理学”的涵义时，曾经提出以“人生哲学”的概念来对应之。这一作法虽然曾受到学术界的批评，但却从一个方面揭示出中国知识界在进行中西伦理思想比较时直面问题本身、不受西方现有框架之囿限的独立品格。许多思想家虽然都赞成用西方意义上的伦理学来安置中国古典教化思想的诠释方案，但是他们也发现，用西方（现代）意义上的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实际上无法真正安置中国古典教化思想，于是就提出了用“人生哲学”来理解甚或代替“伦理学”的看法。显然，这一看法的关键之处在于，在中国古典的精神世界里，作为安身立命之道的伦理思想涵盖了人的全部的精神生活世界。而西方现代意义上的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则是在道德领域发生了结构转型后成型的，所以二者并不具有对称关系。“人生哲学”概念的提出，实际上就是企图在现代性条件下重新塑造一个完备性的伦理学概念，或者我们也可以将之看作是企图恢复古典意义上的原始伦理学概念。

　　另外，文化自信心的失落伴随着西方现代学术性观念中的思想学术化体制与学科分化体制，也不?杀苊獾卮戳酥狻⑸踔炼笊贝车穆桌砭竦奈Ｏ铡Ｂ桌硭枷氲氖导既ぴ谟诰瘢枷氲难趸锌赡苁沟盟枷胫鸾ネ牙胧导晌拮闱嶂氐乃枷胗蜗罚佣ナ桌硭枷胫幸奈幕瘛Ｎ阌棺秆裕形髀桌硭枷氡冉弦恢笔窃诰薮蟮奈幕帕χ薪械摹Ｈ欢帕Ω嵌ΑＮ颐且灿Φ笨吹剑暇刮颐窍衷诘男奶虢泄说男奶啾雀尤荨Ｋ孀盼幕孕判牡闹鸾セ指矗孀哦曰八皆诘匚簧系闹鸾テ降龋形髀桌硭枷氡冉弦步由钊搿⒏谐尚А?公共健康的伦理问题余涌

　　对人的生命和健康权的尊重是我们思考公共健康的伦理问题的基础。尊重人的生命、切实提高全体公民的健康水平、维护人的健康权是公共健康的根本目标。公共健康的这种目标具有极高的伦理意蕴，它应当成为我们判断公共健康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的基本依据。显然，公共健康与社会发展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公共健康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同时，社会的发展亦能带来公共健康水平的提高。我们所强调和所需要的社会发展无疑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的公共健康水平应构成社会发展目标的一项不容置疑的内容。因此，提高公共健康水平是社会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所在。

　　要实现公共健康的目标，不仅要求我们应把提高公共健康水平纳入社会发展的衡量指标，努力加大对公共健康事业的投入，而且还要充分考虑这种投入的合理分配。在投入总量既定的情况下如何合理分配公共健康资源，涉及的则是一个不容回避和必须认真对待的社会公正问题。我们既要处理好公共健康资源在医学中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预防与治疗的分配关系，也要处理好公共健康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间的分配关系。健康权是每个公民都平等享有的道德和法律权利，因此，应力争最大限度地平等保障每个公民的健康权，这也是公共健康的本义。从一定意义上说，努力实现人人平等享有公共健康资源是实现人的社会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一种伦理要求，更应当成为社会的相关制度安排和政府的相关政策的目标要求。我们对社会困难群体的健康的关注不能停留在有突发卫生事件时的应急性的政策关怀，而应当把这种关注变成稳定的制度关怀。在与公共健康事业相关的改革中，重点应放在加大对疾病预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的投入上，放在疾病预防和医疗保健都很薄弱的农村地区，真正提高全体国民的健康水平。

　　要实现公共健康的目标，还必须大力增强广大公民对健康权利和健康义务的认识。对公民个人而言，健康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当我们把健康视为一种权利时，我们有权要求政府有所作为，要求获得基本的医疗保障，要求获得与我们的健康密切相关的生活环境和疾病流行等方面的资讯。当我们把健康视为一种义务时，我们便有责任规范自己的行为。个人健康并非只是个人的私事，其义务性的重要根据之一就在于个人健康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密切联系。个人健康不仅是公共健康的组成部分和基础，而且它还直接关系到个人对公共健康资源的消耗，关系到他人的健康。因此，个人在与个人健康和公共健康相关的方面都负有一定的责任，个人应当认清这种责任，并自觉承担起这种责任。个人应当积极进行体育活动，锻炼自己的身体。医学已经证明，某些疾病与个人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在个人的某些行为方式会影响他人和公共健康的情况下，个人有义务去改变自己不良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也有义务去改变自己的不良行为；在发生疾病流行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下，个人更有责任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并积极配合政府和卫生部门的工作。

　　公共健康所涉及的伦理和道德问题是很多的，它既涉及宏观的制度安排、具体的政策制定、政府的职责、公共健康资源的分配，也涉及到个人的观念和行为。因此，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实现公共健康的目标，加强对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研究势在必行。稿件来源：光明日报（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