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晏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轴心时代”（theAxialPeriod）的说法，认为大约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特别是公元前500年前后，中国、印度、波斯、犹太和希腊的先哲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涌现出来，奠定了各自文明的基本框架。应该说，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以史实为根据的，因为正是在这个时代，古希腊的先哲们确立了以勇敢、中道、节
制、虔敬、正义和智慧等为主要内容的西方传统德性，而先秦诸子们也创立了引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达两千年之久的道德理念。
在先秦诸子那里，他们往往从自然的水之性中提取人的德性。如《荀子·宥坐》载：“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氵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絜，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这说明孔子是从“东流之水”中体会出人应遵循的“德”、“义”、“勇”、“法”、“正”、“察”、“善化”和“志”等德性。又如，《孟子·告子上》载孟子与告子讨论人性：“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强调自然之水四处流溢，没有一定方向，用此来说明人性无所谓善恶；而孟子则认为，尽管水向东流还是向西流并无定向，但水总是往低处流。他并用水之就下的自然特性来喻人具有天然的善的道德倾向性。二者的观点虽然对立，但双方都认同水与人性相通这一基本预设。
此外，先秦诸子还注意到水与作为德性之一的智慧的关联。《论语·雍也》载有孔子这样一句名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根据孔子此语的语境来看，智者所以乐水，就是因为水的川流不息、变动不居、千变万化和仪态万千的特性能启迪人的心智，激发人的灵感。相反，山的安稳厚重则代表了恒久、宽厚、安详，为仁者所景仰，所心仪。
关于水与先秦诸子思想的这种关系，美国学者艾兰教授在《水之道与德之端》一书中指出，古代中国人直接面向自然界——水及其所润育的植物——寻求其哲学概念得以建构的隐喻，“道”、“德”、“仁”、“心”、“性”、“自然”和“无为”等基本范畴都与水有着结构性的意义关联。而所谓隐喻（metaphor），不同于修辞层面的比喻，它有着由已知认识未知的认知功能。水作为世间最寻常普通也最变化莫测的自然现象，以隐喻方式参与了先秦诸子哲学的体系建构，成为他们体悟人生、认知世界与形成观念的思想的酵母。水与德性构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
然而，正如麦金太尔在《追寻德性》一书中所说，由于近代以来功利主义的膨胀等原因，传统德性已从以往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被边缘化，沦为实现外在利益——功利的工具，人类社会呈现出道德危机的征候。就我国的情形看，一方面，传统德性经过近代以来的急风暴雨式洗礼，虽不至于说荡然无存，但也所剩无几，金钱、地位和权力等功利主义的目标正在侵蚀着人们心中的价值与尊严、理想与信念、崇高与神圣，将我们从祖辈营造的精神家园中放逐，有如迷途的羔羊，四顾茫然，缺少了道德感、目的感、使命感与归属感。另一方面，由于对自然资源的没有节制的过度消耗和滥用，与阳光和空气构成生命三大要素的水也出现了危机，水源被污染，有的甚至在枯竭，黄河断流、长江水涝、海洋赤潮等就是其表征。与水相关的时代流行语汇则多有负面意味，如“水货”（走私物品）、“泡沫”（泡沫经济、泡沫文化）、“注水”（猪肉注水、学术注水）、“蒸发”（突然消失，不知所终）等就都表现出某种贬义。
目前，对于自然（水）与德性的双重危机，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我想，我们有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化资源，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务实态度，有“大江截流”的移山倒海的气概，一定能够把商品大潮中淹没的德性打捞上来，还江河湖海以清白，并开创出不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道德、新思潮。稿件来源：光明日报（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