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实践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9月02日08:45 光明日报

　　于洋

　　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100多年中，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在西方国家，与新科技革命相伴随的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了许多新的特点。在社会主义国家，原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挫折，使社会主义运动面临考验。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中，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日益加深，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

济学理论也面临新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联系变化了的实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地回答新的历史阶段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学者的历史使命。一

　　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溯源，政治经济学是原初的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一词在19世纪下半叶以前，被广泛地应用在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从古希腊、古罗马的经济学说开始，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卡尔·马克思等都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释自己的理论学说的。直到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才开始裂变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史、社会心理学以及社会哲学等学科。此后的学者在解释经济、政治和社会时，也往往更加专注于某一特殊的领域，尽管各个领域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市场、政治和社会共同体之间各自的特征被不断地放大、独立，进而形成了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研究领域划分细致、研究方法手段各异的学科体系。因此，从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来看，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思想以及他们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必然要追溯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发展的现状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几百年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的现实特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等主要国家已经建立了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与资本阶级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理论溯源则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日臻完善，其中的劳动价值论成为了马克思劳动价格的理论基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弟曾指出：耗费于商品生产的劳动决定商品的自然价格（此处的自然价格就是指价值）。斯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这一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但他在阐述这一观点时，由于认识的局限使之出现了相互矛盾的地方。譬如，他虽然指出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但又认为：商品的价格决定于用该商品所能交换得到的活劳动量。这就是说，他把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正确的看法，与劳动本身的价值决定商品价值这一错误的看法混淆了起来。

　　正是在继承与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创造了以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详细而精确的阐述，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归纳为如下五个基本命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及规律的统一。二

　　1917年苏联建立了第一个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随着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开始萌芽和发育。在斯大林主持下，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的集体著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4年问世，其中“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或称《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标志着第一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该书认为：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商品交换关系只存在于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而不存在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价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起作用，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尽量缩小商品流通的范围等。这一模式被称为“斯大林模式”。在此之后，这一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被简单、机械地运用指导实践。

　　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之后，对作为“舶来品”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继续沿袭过去的传统。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引进和注释，并进一步将苏联模式全盘引进和接受下来。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计划经济能够在短期内动员起巨大资源，使人们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好处，继而在其后的经济建设中将这种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发展到了极致。但实践证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坚持“苏联模式”已不能符合实践发展?男枰?

　　从现实和理论发展的要求来看，计划经济体制在很多方面束缚了生产力发展，甚至造成了资源大量闲置和浪费。首先，人是生产力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但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激励机制，无法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并限制劳动力的流动和自主选择，束缚了劳动者的全面发展。其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没有自主权，缺乏良好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缺乏动力和活力，从而大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最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封闭性也大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为历史和现实发展的要求。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转变思想的前提，经济理论界开始对20世纪50年代继承的“苏联模式”进行探讨与纠正。从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过程和经济运行的发展来看，我国经济体制构架正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重新理解和应用。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济学中的地位，越来越多学者认为，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这一前提下，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式时，一方面要从西方经济学中吸取其反映现代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科学成分，在动态的学习和发展环境下丰富、充实和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还应看到中国经济转轨过程的特殊性，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应本着批判性借鉴的原则。三

　　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实践，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资源配置的角度重新界定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理解为通过市场调节的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超越了以往只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观念和认识，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可以建立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基础之上的，其本身没有姓“资”、姓“社”之分。

　　其次，国家所有制的改革。马克思经典作家认为，在未来社会中要使“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即建立全社会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这种公有制或全民所有制在我国最初的经济建设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随后的经济发展中，将这种所有制形式绝对化、单一化，暴露出许多问题。对现有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转轨的认识告诉我们：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并不意味着由国家直接支配全部属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内部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而且也应当分开。国家掌握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赋予企业较为充分的经营权，可以解决权力过于集中和企业缺乏活力的问题。

　　再次，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发展决定的。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生产力决定并为生产力服务的。也就是说发展生产力是目的，一定的所有制形式，包括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私营经济都是一种手段。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动力时，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即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最后，政府职能的转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实质上是一种通过政府行政命令加以控制和调节的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就是要减少和解除政府对社会发展的垄断与管制，更多地利用市场中的价格杠杆和协调机制来完成对供求的调节。同时，转轨的过程中，政府还必须发挥其主导作用，培育市场，完善市场规则，让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

　　以上仅从几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事关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几个要点问题进行了辨析。我们应该看到，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从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理解、认识、领会和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如卢卡奇所说“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作者系东北财经大学教授）稿件来源：光明日报（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