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从玉华 马北北

　　“夫妻离婚算不算公民道德不好？离婚率算不算公民道德建设综合指标？”

　　北京社科院副院长戚木超已记不清为这个问题，和他的同事脸红脖子粗地争辩过多少回了。大家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谁也不让谁。有个同事晚上在家吃饭，扒着扒着饭，突然撂下碗，冲向电话，给同事说他的新想法，老婆骂他“着了魔”。

　　最后，这个指标被拿下，离婚率不能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综合指标。

　　100个量化指标，几乎个个都是在这样的争吵、调研、走访、论证中完成的。从2002年7月开始到2003年8月结项，历经1年，走街穿巷数月得来的东城区公民道德建设状况分析8万字，座谈会开了近20次，问卷调查先后搞了两次共3000份，天南地北的专家聚一块儿研讨论证了5次，十三易其稿，最后，北京市东城区委推出了《公民道德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水平怎样？城市竞争力怎样？有一系列国际化的指标测算。可公民道德建设水平怎样？不好说。

　　2008年的北京奥运是“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有绿地、高楼、体育场等硬件、硬指标摆着。可什么是人文奥运？没人说的齐全。

　　《公民道德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它像一把尺子，能丈量一个地区的道德建设水平，让虚的变实、“软”的变“硬”。该体系从道德管理、道德基础、道德环境、道德修养、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7个方面，制定了衡量一个地区公民道德建设水平的100个量化指标，每个指标都有固定的分值。每个地区都能给自己打分，计算的方法是：首先将指标统计数据转化为无量纲的分值，然后按照参评单位的分值顺序再计算出该项指标的得分，最后将各项指标得分相加，以总分显示综合评价结果，再按照参评单位的横向比较排出当年名次。再次参评可以得到本单位的纵向比较成绩。一张张“试卷”下来，本地区公民道德建设的成绩和不足，过去与现在的比较、此地区与彼地区的比较，一目了然。

　　这个体系刚出来时，课题组的同志们心里有些不踏实。2003年初，该体系首次“试水”，课题组对北新桥、和平里、交道口3个街道的公民道德建设工作进行了试测评。结果是：北新桥83.92分，和平里81.09分，交道口87.39分。

　　“神了，真准！我们的工作差在‘人均文化教育投入’这一项，人均不足5元，我们街道家庭养花的多，外语人口比率高、家庭平均藏书比率高，这些都被测出来了，就像面镜子，一照一个准。”交道口工委副书记李铁生感慨道。

　　他还介绍，测评打分是以街道抽样问卷方式进行的，老百姓每答一份试卷就是受一次公民道德教育的过程。一些老汉在答“您家养花吗？您爱人生病时您是否关心？家里购买大件谁说了算？”时，咯咯直笑，原来文明道德这么小，原来自己这个“粗拉子”也是有道德的人。

　　这面镜子还照出了平时东城人忽视的角角落落：很多人认为私营企业主素质低，“不三不四发大财”，调查显示，私营企业主的回答若干问题正确率高居前列。相反，倒是高学历低素质的情况值得注意。例如研究生学历者的北京文明公约和奥运宣传口号的知晓率最低，认为不值得提倡集体主义的比例最高，对网上不文明行为“无所谓”的比例也最高。东城人的外语人口与举办奥运会的需要还有距离，近半数的人月均文化教育消费不足200元，半数以上的人家庭藏书不到100本。东城区的国家重点文物占北京的43％，占全国的7％，可东城人的文物保护观念存在死角，尤其是收入较低的弱势群体、外来打工者等。

　　《公民道德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试水”成功，课题鉴定组负责人、北京大学教授闫志民在鉴定结论里连续用了“实用性”、“开创性”等8个定语来评价它，他指出：该体系不仅对东城区的工作有指导作用，对制定首都和大城市的公民道德建设的战略和措施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

　　著名伦理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启贤很谨慎的写下一句话：如果这个《体系》经过反复实践修改、完善、真正起作用，可以说是公民道德建设史上的一个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