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田 毅 见习记者 蒋明倬 北京报道

　　地方国资管理的改革在加速进行。

　　今年年初国资委成立后，一系列法规频频出台，明显加强了对国资的监督管理力度。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地方国资管理部门要在年底前建立。

　　实际上，地方国资管理的改革早已进行：国有企业改制、转让、拍卖等行为在各地风起云涌。在这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低价出售国资及各地政府在地方国资管理部门成立之前抢卖国资的情况。

　　党的“十六大”提出国资改革的核心就是分级行使国有资产产权，明确出资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国有资产找不到实体的出资人——西方国家的公司治理理论都建立在产权明确的基础上。

　　如何避免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而不是以“行政主管部门职能”对待企业，如何避免国资委成为党委、政府和一些行政部门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二传手”等课题不单是国务院国资委应该注意的，也应该是各地已经和即将成立的国资部门的重要课题。

　　8月30～31日，中国地方长官的高层交流会议——中国市长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主题即是“分级行使产权体制下国资运营与管理模式”。

　　30日上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宁发表演讲。会后，邵宁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 《21世纪》：国有企业老总常抱怨个人报酬与业绩不成比例，企业缺乏激励机制。国资委何时出台有关国有企业经营者市场化报酬的规定，经营者的薪水将如何构成？

　　邵宁：目前对中央企业经营者选拔和考核的办法和党政干部完全一样，没有对突出经营者单独考察，这方面需要逐步改革。除了评价内容、考核方式需要改革外，更重要的是要扩大从市场、从社会公开招聘优秀企业经营者的范围和规模，并建立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报酬制度。

　　现在中央企业经营者的报酬是经营者自己定的，总体来说跟企业的规模和企业的效益没有关系，这显然也是不合理的。我们现在正在研究明年开始试行中央企业经营者的年薪制，年薪制方案正在准备之中。设想中的年薪包括基本年薪和效益年薪。基本年薪和企业的规模、经营管理难度及人才市场价位等因素有关。效益年薪与企业业绩的增长、完成考核目标的情况挂钩。当然企业经营者薪酬制度的建立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需要解决很多具体的技术性问题。

　　《21世纪》：与国有企业老总的效益年薪直接相关的就是你所说的企业业绩考核吗？

　　邵宁：从明年开始，国资委准备对中央企业试行企业经营目标管理，并把经营目标作为企业考核评价的依据。目前中央企业没有经营目标，这是不正常的。出资人聘用一个经营者经营企业，对他当然要有所要求。但是以前没有任何部门给中央企业下达经营目标，这也说明了原来的体制不顺，所有者职能多头行使，大家都有权力，但谁的权力都不完整。

　　《21世纪》：中央企业内部普遍的状态是级次太多，财务等监管极易缺位，进而导致资产流失等严重问题，审计署在今年的审计报告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现象。你对此如何评价？

　　邵宁：企业大型化以后必然形成母子关系体制。从理论上讲，母子公司链条可以无限延伸，但从实践上看，母子公司链条到四级以上就很难控制，很容易形成资产流失的黑洞。所以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缩短母子公司链条，强化内部控制；另一方面要强化外部监事会的监督，逐步改进和完善外部监事会的监督办法，使它更加有效。

　　《21世纪》：在国有企业集中的地区，尤其是老工业基地，由于能够进行政策性破产的企业指标有限，很多企业无法及时破产，有的地方还出现政策性破产企业财政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你觉得应该怎样解决这一问题？ 邵宁：政策性破产为很多大型困难的国有企业开辟了退出的通道，解决了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只能生不能死的难题。但由于银行呆坏账准备金的限制，所以每年能够操作的政策性破产是有限的。

　　关于财政资金到位的情况是这样的：中央企业政策性破产安置职工费用不足的由中央财政负担。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中央财政资金的到位情况是比较好的。到位情况不太好的是一些地方企业，地方企业政策性破产所需费用是由地方政府负责的，有时破产企业资产变现不及时，资金到位就有困难。对此，我们一直要求地方政府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对政策性破产的职工安置等财政支持要及时到位。

　　《21世纪》：应该说国有企业改革这么多年了，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是否有意无意地回避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国有资产出资人不到位。

　　邵宁：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改革，解决的是出资人到位的问题，这一点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非常大。对不同层次的改革影响也不一样。

　　对中小企业改革的影响相对小一些，由于中小企业改革的方针是多种形式放开搞活，改完以后企业的性质变化了，所以出资人到不到位对于改制完成后的企业影响不是很大，影响的是改革的过程，比如说改制过程中资产的界定、资产的评估、资产交易过程中的规范。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到位后，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方向不会改变，但改革的过程会更规范，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会大大减少。

　　《21世纪》：对于国有大企业出资人不到位问题的影响性你是怎么看待的？

　　邵宁：对国有大企业改革，出资人到不到位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为大企业改制以后国有股的比重可能仍然是非常大的，甚至是国有独资公司。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出资人、出资人到不到位，不但影响改革的过程也影响改革的结果。

　　国有大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前一段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推进企业的改制，这几年中央和省级国有大企业的改制面已超过80％；二是规范运作，改制以后企业要按照《公司法》规范运作，法人治理结构要规范，运作要规范。虽然前一段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方面工作做了很多，但是效果却没有预期的那么好，不少企业改制为公司后变化不是很大，甚至有不少是翻牌公司。我们分析后觉得问题主要还是在于出资人不到位，没有负责任的出资人去严格选拔、约束和激励经营者，即使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整了，也不会有很大的实际效果。

　　《21世纪》：当地方政府处置地方国资的权力加大后，很多领导是不是不会或很难考虑对中小国企和大型国企处置方式的差异，现实中有这种情况吗？

　　邵宁：在前一段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进展很快，效果也很明显。于是一些地方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把中小企业改革的政策向大企业延伸。但问题是中小企业的治理结构和大企业的治理结构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中小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效率最高，而大企业客观上要求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以把中小企业改革的办法向大企业延伸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大家普遍认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动力不足，需要重新构造动力机制。我想经营者的动力可能有两种来源：一是企业是自己的资产，所以要把资产做大、防止损失；二是经营者受到出资人非常明确的约束和激励。后一种方式可能是大企业的方式，前一种的方式可能是中小企业的方式。所以，对于大企业的改革，出资人到位的因素是非常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