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记者 武巍巍/报道

　　中国首部“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通过

　　8月22日下午，深圳市三届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器官捐献移植条例》，这是中国内地第一部关于人体器官捐献移植的法规。在参加表决的30票中，28票赞成，0票反对，弃权2票。

　　根据深圳市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八成市民支持就人体器官捐献移植立法；有一半以上接受调查的市民表示愿意在身后捐献身体器官。法规颁布仅4天后，深圳市红十字会就受理了第一例自愿捐献人体器官的申请，这位申请人是一位湖北籍小伙子，他自愿捐献的器官是眼角膜。

　　目前，器官移植是治疗生命器官中期、末期衰竭的惟一有效方法。据全球移植中心名录统计，迄今已有70多万名身患不治之症者，通过肾脏、肝脏、心脏等器官移植及骨髓移植等，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其中肾移植存活最长达37年，肝脏移植存活最长达30年。与国外相比，我国器官移植工作的起步虽然晚了10年，但近15年来发展较快。目前我国已开展了国际上所有的临床和实验性器官移植类型。仅以肾移植为例，2001年全国共实施肾移植5561例次，年移植数量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但是由于缺乏相关的器官移植立法，使得我们始终无法在世界器官移植领域获得应有的地位。一些专家很早就在为我国器官移植立法奔走呼吁。1996年，108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了“关于京津沪等大城市率先进行捐献遗体器官立法的建议”。随后，几乎每年两会期间都有代表和委员们提出相关的议案或提案。近年来，这种呼声越来越高。

　　为此记者采访了和这方面有关的专家，包括深圳市人民医院余小舫教授、杨江根博士，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主任医师唐孝达以及北大社会学博士后臧海群和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殷啸虎。其中，余小舫教授和杨江根博士参与了法规讨论与制定的过程。

　　器官捐献立法超前是必然

　　殷啸虎(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深圳的立法是超前的。人对自己的身体有处分权，器官捐献正是建立在这处分权基础上的——就我国现在的国情来说，这种行为从法理上来讲站得住脚；从道义上来讲，人们还是比较难以接受的。但是只要允许器官有偿捐献，就不能否认其具有合法性。

　　唐孝达(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主任医师)：深圳的立法考虑得还是比较全面的，是完全正确的。关于器官移植的法律讨论了十几年，现在地方法规先行，可以说是一个突破，对将来全国开展这方面的立法起到了借鉴的作用。

　　我国目前做这方面的手术最多的是肾移植，从技术的角度来讲，除极少数情况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最大问题不是来自于技术，而是缺乏能够移植的器官，器官捐献法规的出台，可以让广大市民意识到器官捐献的意义，相信会使更多的人捐献自己的器官。

　　杨江根(深圳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我国目前器官供体严重不足，约有100万至150万人需要通过器官移植治病，但每年仅能实施手术1.3万例。等待接受器官移植的人数急速上升，但器官供应却已趋于停步。深圳2001年以后，心脏移植和肝脏移植手术陆续在各大医院开展，从第一例肝移植手术到现在，全市两年内共进行了11例肝移植手术，而实际需要量则超过200例，供求矛盾巨大。在这种情况下，法规的出台对医疗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法规的制定规范了深圳器官捐赠的行为，在倡导社会风气，更改过去“完整”的观念，鼓励人们捐赠器官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器官捐献就是要杜绝“器官交易”

　　殷啸虎：对于有偿捐献的问题，政府有两个选择：一、立法允许有偿捐献器官。这里我们不能说“拍卖器官”。但实际上，法律比较难鉴定“有偿捐献”和“拍卖器官”。后者只是把前者私下里进行的事情拿到公开场合了。就像“义务献血”和“无偿献血”的区别一样。前者可以适当从医院处收取费用，后者则完全是没有收费的。二、禁止有偿捐献，全部无偿捐献。《条例》通过时最终决定对捐献器官仍依据自愿无偿的原则，“患者不得以任何方式有偿获取人体器官”。这是为了不给器官买卖的违法活动留下任何“口子”，防止不法分子钻法律空子、从事变相买卖人体器官的恶劣活动。

　　臧海群(北大社会学博士后)：能够自愿将自己身体的器官捐献出来拯救其他病人，是一种非常宝贵的人道精神，也是对社会作出自己最后贡献的崇高行为。而人体器官资源是个稀缺资源，对于接受者来说，更可能是拯救生命的无价之宝，《条例》规定了人体器官坚持自愿、无偿的原则是对的。是对社会、对人类作出自己最后奉献的崇高行为。

　　唐孝达：捐献是无偿的，像献血一样。但也有人卖器官。我经常接到“我股票套牢了，想卖一个肾可以吗……”之类的信。当然，器官是禁止买卖的。

　　余小舫(深圳市人民医院肝胆外科教授)：无偿捐献器官是国际通用的做法。但是因为活体比较少，所以导致供求矛盾。最厉害的时候甚至达到10倍之差。在其他国家，大约有1/3-1/5的病人可以通过器官移植康复。人的生命是无价的。对于“有偿器官捐献”的提法，医生出于对生命的尊重，一概拒绝卖器官的人。虽然我们国家并没有法律禁止器官买卖，但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禁止的。在一些国家，像印度等地，买卖器官是非常盛行的。但在国际上，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买卖器官合法。“捐献器官”之所以无法行之有效地开展，是因为得不到法律与广大老百姓的认可。就像无偿献血一样。在深圳等沿海观念比较开放的地区，献血已经达到100%无偿。

　　绕过“脑死亡”是权宜之计

　　唐孝达：器官移植主要分活体和死体两种。死体主要指脑死亡。脑死亡与植物人是有很大区别的。脑死亡分为心脏停跳和心脏没有停跳两种——后者的效果对于中末期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明显好于前者。脑死亡的人，呼吸大部分都停止了。在某些情况下，现在的活体大多是亲属之间，包括有血缘关系的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如配偶之间等。但是，由于我国没有脑死亡法，深圳出台的法规也绕开了这一条，因此在这方面往往延误了取器官的时间。

　　余小舫：这个法律之所以讨论了四年才出台，我认为，最大难点在于，很多人都将“器官移植”与“脑死亡”捆绑在一起。而最后，这部法律没有具体涉及脑死亡的问题。这就是它的聪明之处。如果深圳也这样的话，那这部法律出台也会比较困难。这部法律的通过有以下两个重大意义。一、虽然没有将器官移植的所有问题一步到位，但是把它向前推进了一步；二、引起社会上人们关注，对“器官移植”的这个话题起了聚集、放大的作用，从而提升全社会人们对器官移植的参与。当然，没有关于“死亡”的判断标准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杨江根：法规有争议的地方，这是难免的，就我参与这个法规的建立来说，最大的缺憾就是没有引入脑死亡。没有脑死亡的法规，很多细节就不好操作，因为大器官移植必须在死亡后十分钟内取出来才有用。如果有了脑死亡法，将大大提高器官的存活率。当然也有多方面的原因。总的来说，这个法规建立了，还是相当有意义的。

　　捐献移植条例还需完善

　　余小舫：如果想进一步推动无偿器官捐献，对于老百姓来说，有两个层面上的观念要克服：一个是承认“脑死亡”的鉴定。希望能够尽快通过“脑死亡”的判定标准和“脑死亡”的判定程序；一个是关于是否愿意捐献器官，因为传统上比较强调“完整性”。后者的阻力正在逐渐淡化。我认为，不能通过一个法规“一刀切”，而是要对老百姓从正面引导。希望“脑死亡”能够成为确定器官捐献的标准。

　　杨江根：此次没有通过申领驾照是否须表达身后捐赠器官意愿的条例，因为有些事情，如重大伤亡根本没时间去征询他人的意愿，如果这个条例通过了，一旦发生事故，就可以及时根据驾驶执照上填写的志愿，摘取器官，以供移植。可惜没有通过。

　　深圳率先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器官捐献移植条例》，无疑为全国规范器官移植提供了参考标准。有消息称：卫生部今年将完成《脑死亡判定管理办法》、《脑死亡判定标准》等脑死亡相关立法文件的制订，同时草拟全国性的《人体器官移植管理条例》。

　　捐献移植的五项原则

　　“器官捐献与移植”既涉及捐献者与接受器官移植者的权利和义务，又涉及社会公德、人类伦理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为此深圳市正在审议的这个《条例》从五方面确定了器官捐献与移植的原则：

　　一、首先是自愿原则：主要体现捐献者对捐献的人体器官享有知情同意并自主决定的权利。

　　二、无偿捐献原则：主要体现禁止任何形式的人体器官买卖，捐献者应以无偿的方式进行。

　　三、优先考虑其他医疗方法的原则：主要考虑现阶段移植手术费用较高、部分移植效果不够稳定，而优先考虑其他更为适当的医疗方法。

　　四、无伤害原则：主要体现捐献者的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要求摘取活体器官不得危害捐献者的生命安全，不得伤及非必要的部位，并对摘取部位进行合理处理。

　　五、鼓励捐献遗体器官的原则：主要体现为社会献出最后的“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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