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陈 敏 阎真，著名作家，现为中南大学教授。其长篇小说《沧浪之水》获《当代》2001年度文学大奖。在当代文学研究会、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中华文学选刊》等单位联合举办的“2002年度中华文学人物”评选中，阎真当选为“进步最大的作家”。

　　人需要实力和定力

　　记者：评论家雷达先生说，《沧浪之水》深刻地写出了权力和金钱对精神价值的败坏。您为什么最终选择了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来反映“败坏”的始末？

　　阎真：祖上是书香门第，后来自己也当了大学教师，在精神上我与“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血脉相连，比较了解。

　　西方曾说，“知识分子死了”。在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价值系统也受到挑战，君子的处世原则，譬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在今天已经销声匿迹。一个人在白天和黑夜，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平民也可以坚持的心灵高贵变成了有钱才高贵，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人开始与自己搏斗，开始枪毙自己的信仰和纯粹……知识分子的身份感普遍失落，传统的“道”寸步难行，权势金钱一路高歌。虚无主义在蔓延，随后便是灵魂的毁损。我想借知识分子池大为的升降沉浮，展示人性百态，官场的翻云覆雨，同时也是对“知识分子之死”的忧虑和抗拒。

　　去解剖残酷的事实时，心里总是感到悲凉，我可以说，在《沧浪之水》里，90%是真的，而且越是震撼人心的，越是真的。

　　记者：那您觉得现代还能追求干净的成功吗？有读者曾感兴趣，如果您是池大为，您是选择一直在底层保持谦卑的“沉默”，还是随波逐流进而飞黄腾达？

　　阎真：一般我不作这样极端的选择。我不会去锤炼察言观色、溜须拍马的本事，靠着大树好乘凉，也不会一味寻求世外桃源，任由小人宰割。我会全力以赴地把自己的专业技能练好，再一步步往上走，即使是缓慢的，但也会坚持向上的趋势。

　　其实，池大为、马垂章起初也是清清白白的好人，为什么会发生灵魂的蜕变与扭曲呢？不仅有社会的原因，也与个人有关。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免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想走捷径赢得个满堂喝彩。但这并不保险。现在是市场经济社会，人性的善良和道德感已经不足以让人活得足够尊严，这时候人更需要定力，更需要实力。定力就是你心灵的力量，足够与世俗化的诱惑——譬如车子房子票子——相抗衡；实力就是你能够安身立命的某项技能，能学到精通，成为不可或缺的单位人才，就会找到自己的出路，获得干净的成功。

　　我特别敬重曹雪芹，他安于寂寞清贫，呕心沥血创作了长篇《红楼梦》，不为换取铜钱或者名声，只是为了一个梦想和一种信仰，后来也成功了，流芳百世。

　　记者：您一直推崇这种传统的精神人格？

　　阎真：应该是吧。起初创作《沧浪之水》，就是源于这种对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景仰。

　　那天夜里，我失眠了，拿起《李白传》，竟然看到了天亮。合上书本时，泪水也掉了下来。千古奇才，晚景如此悲凉，又何止李白呢？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文化名人，从屈原到曹雪芹，风华无涯，却无一例外遭遇厄运。卑微、孤寂和贫穷，几乎成了他们的宿命。

　　几千年过去了，无限的时间像几页教科书一样被轻轻翻过，我们只能从传记里看到沉重，感知那些不朽的灵魂。那些为了纯粹心灵的理由而坚守的人，在苍凉的历史瞬间茕茕独立，带着永恒的悲怆与骄傲。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是创造者啊!创造，特别是第一流的创造，不但需要天才，更需要心灵的真诚和人格的坚挺；但正是这种真诚和坚挺，给他们带来了命运的凄凉……

　　记者：这种人生的矛盾您如何看待呢？是应该继续坚守下去还是改弦更张？

　　阎真：人有很多种。池大为从父亲那里继承并珍藏着一本《中国历代名人素描》，书里的人物，都是坚挺人物的代表，司马迁、嵇康、苏东坡都是坚持个性、不肯俯就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人，却被现实折磨，一生凄凉。小说就借池大为之父的遭遇，反映了这种坚挺人格的尴尬处境。相反，猪人沉溺于物质满足，狗人则阉割自己作为人的特性，听命于权势，随时准备跳起来咬人一口，丁小槐就是代表。偏偏，他们的生活看上去更“幸福”。

　　我刚写完一部理论专著《百年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探索对象的否定和怀疑的精神，研究过程中，那种悲观绝望的情绪也深深感染了我，以至于对自己写作的意义也感到怀疑。我感到一种目的性被摧毁后的巨大空缺，意义和依据都落空了。

　　世界变化了，现代社会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都在解构单纯的信仰。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曾经在我心中无比高大。然而当他饥寒交迫时，只怕也会为一顿饭无着落而愁煞。陶渊明避世的“隐”，在于他已经有了充饥的粮食。现在，我也在质疑，也在忧虑——传统的知识分子专注于君子小人之辩，可市场经济只区分强者弱者，功利成为惟一的标准。无孔不入的市场规则，是纯粹的精神力量能抗拒的吗？是否应该重构能与现实发生联系的新的人文理想？

　　记者：您有答案了吗？

　　阎真：我无法提供标准答案，只有希望。知识分子传统的精神资源，关于责任、良知、人格等，已经受到历史性挑战。我们首先应该有勇气去正视，正视新的历史处境和自己内心可能发生的崩溃。鸵鸟式的姿态是无法面对现实世界的，那样只能导致理想与现实脱节，使自己成为一个苍白的理想主义者。

　　其次要建立能够面对现实的新标准。一味解构不是办法，把形而上的价值解构完了，人就只剩下生物性、功利性欲望。人成其为人，总需要一种精神的东西，因此坚守是必要的，彻底的虚无主义是对人性的扼杀。问题在于坚守什么？我至少还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虽然在有些人看来，也许是犯傻，不识时务。 我这辈子打了十年工

　　记者：看来您起初就为小说定下了沉重的基调和严肃的主题，这也意味着创作的艰难。

　　阎真：的确，我力图写出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中那种宿命性的同化力量，它以合情合理不动声色的强制性，逼迫每一个人就范，使他们失去身份，变成一个个仅仅活着的个体。我理解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他们都有各自的非如此不可的理由，虽然这种理解是那样沉重。

　　收集素材的笔记我就写了几百页。开始写了，也不敢轻易下笔，如履薄冰。我写得很慢，要对自己负责，更要对读者负责。构思就很棘手。毕竟时代不同了，在今天仍将这些文化巨人作为绝对的榜样，是不是还有充分的理由？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予以嘲讽是容易的，但对复杂的历史情境作出透彻解析，却有相当难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有了根本性改变，他们遭到严峻的挑战，这动摇了他们的生存根基。如果不对新的历史处境作出说明，却只是展开道德上的批判，那不但是苍白的，而且是在逃避。

　　整理思路花了两年，写作修改又是两三年，五年我就写了这本书。书名前后我想了十多个，《当代》已经决定发表，我依旧定不下来。排版前夕，屈原的《渔父》启发了我，“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当时特别兴奋，可谓顺手拈来。

　　记者：《沧浪之水》获得《当代》2001年度文学大奖，后来您本人也被评选为“进步最大的作家”，您觉得是什么促成了您今天的成功？

　　阎真：我懂得自己最擅长的技能是什么，并坚持下去。我这辈子打了十年工，当过临时工、铣工、砖瓦匠、厨师，但一直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爱好，后来才当了作家。

　　1973年我高中毕业，没有大学可考，政治推荐也轮不到我，就留在城里打了三年零工。帮人盖房子，挑砖，倒水泥预制板，在社会最底层混日子。有时灰尘汗水把眼镜片弄得一片模糊，走路踉跄，老被同行笑话。当时躺在床上，最大的理想是去国营单位当个正式工人，再不用飘来荡去的，但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绝望的情绪，就像长沙的梅雨缠搅在心里。

　　那时我就特别爱读书。一天工作八小时，工资一块零六分。不管多累，清晨6点多我就起身，到偏僻的地方去诵读课本。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都在那时背下的，30多年过去了，我依旧记得很清楚。要上工了，我就在手上抄十个英语单词：把挑土的担子一放下，就把手背扬起来记一个。

　　1976年我到技工学校学了两年铣工，毕业后分到株洲拖拉机厂，给拖拉机驱动轴的一个零件铣槽。这一道固定的简单工序，我整整“铣”了两年。那时机器是自动运转的，把零件放上去，过3分钟再取下来，一天要做几百根。那3分钟我从不闲着，对着书本背公式记古诗，也不管别人骂我书呆子。上班争分抢秒，下班后我穿着油迹斑斑的工作服就直奔图书馆，一坐就到关馆门。1980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

　　出国留学时，我边打工边读书。那时，我最大的消遣就是到公共图书馆借书来读。《红楼梦》我重读了四次，常常读得热泪盈眶。可以说，是这部书教会了我写小说，很多章节闭上眼睛也历历在目。我也日益明白，我的根在中国。1992年我放弃绿卡回国，很多人笑我傻，但我毫不后悔。

　　记者：这一辈子，您打了十年工，尤其作为北大学生，在加拿大当厨师，您觉得这是不是人生的一截弯路？

　　阎真：这十年含金量的确不高，可是也培养了我平民化的思想，懂得体恤底层人的悲欢，加深我对社会的了解。在国外洗碗，当厨师，或者装饰工，也是生活所迫。当食不裹腹时，什么中国知识分子的清高，抵不上一顿早餐。这使得我深刻地体验到什么是“民以食为天”，很多浪漫的思想都被现实的残酷枪毙了。可以说，人生的每一段经历都是有意义的。看你自己的理解。

　　记者：您把自己的留学故事写成了第一部小说《曾在天涯》。这是您文学生涯的第一步？

　　阎真：说起和文学的渊源，还是在1979年。当时《湖南文学》开展“青年文学征文竞赛”，我就写了平生第一篇小说《菊妹子》投过去，居然获奖了，也把文学的种子埋在了心底。那时临近高考，只剩半年准备，我还是决定放弃理科。

　　几十年了，我庆幸自己当初抉择的正确。奋斗也要找准方向。每天都去建筑工地挑土，再肯干，挑一辈子还是个挑土工。要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空间，成就梦想。如果让我当国家领导人，三天就要被轰下台；让我去做生意，结局一定是破产。我很清楚自己，只有手中这枝秃笔，才可能结出成熟的果实。

　　做人和当作家

　　记者：您的朋友都说您是个比较淳朴和直爽的人，对您能逼真刻画官场风云，熟悉那些秘而不宣又讳莫如深的官场“原则”感到吃惊。

　　阎真：很多人都吃惊。（笑）我是科班出身，大学读书很刻苦努力，打下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基础，对人生有形而上的思考，写作时能将这种生命哲学渗透进去，而不仅仅是凭着对生活体验的那种本能在写。

　　别人看我的小说，觉得我是心有城府的人，老练老辣，一看人，觉得还是书生型，说话直爽，还常常得罪人。连我老婆都说：“你看看，这句话你又说错了。”其实我都懂，哪些话人家听了高兴，哪些话对方听了可能拂袖而去。可是我有我做人的原则，宁愿保持诚实的沉默。当作家，我可以很细腻地体会人物的内心世界，从一些小细节挖掘出一些大内容，去“体验”他人的生活，犹如巴尔扎克写到人物服毒时，自己嘴里也尝到了砒霜的滋味。但是生活中，我是我自己，你让我像池大为那样去升官发财，我绝对做不到。不是不能为，而是不屑为之。

　　记者：从没有改变过您这种执拗的淳朴吗？

　　阎真：没有。我就是这种脾气。在形而上的层面，我是悲观主义者，但在日常生活层面，我是个正常人，而且是个好人，从来不去伤害任何人。

　　曾有个比较相好的朋友，我刚回国时他找我借了6000元，说一年之内还给我。我二话没说就从银行取钱，其实那时我并不富裕，每1分都是自己在加拿大刷盘子挣的啊。他也提起立字据，当时我说：“都是朋友，不用这样。”后来，他对我能躲就躲，万一碰上我，就哭丧着脸，双手一摊：“生意没有做好啊。”几年过去了，他都不提还钱这件事。

　　我也不好意思去要，但也认清了一个人。不过，这并不能动摇我做人的原则。只是今后借钱，一般都会请求立字据。人要讲诚信，但君子之交在现代社会也要有凭据保证。

　　记者：您曾说，“人生难得跳几跳，考上北大是一跳，《沧浪之水》出书是第二跳。”那么下一跳能透露一二吗？

　　阎真：《沧浪之水》能获文学大奖，完全出乎意料。（笑）这对自己是一次超越，也是一种鼓励；而且是以可能的方式，尽了知识分子的一点社会责任。

　　下一跳是不重复自己，换一个战场作战。我相信，公正总在时间的路口等待，人可以追求干净的成功。如果暂时还看不到光亮，那就还需要坚持往前走。在最艰难的时候，也决不抱怨生活，就一定会收获满捧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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