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一师东院（原文庙遗址）有一碑廊，内有六方康熙御碑，另有一方碑刻为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刻制的“游梁书院增科举额员由详”碑，保存基本完好。

　　该碑主要叙述开封府因修复“亚圣故迹”游梁书院，为弘扬文化，广集人才，呈请上级批准增设科举名额，经逐级上报获准先后增额70名，并将名额分配到州县公示，“立石于府学，以垂永久”。

　　科举制度是我国自隋朝以后各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分科取士而得名。汉代已有考试取士之法，但未形成制度。隋文帝废除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587年）设志行修谨。炀帝时设进士科。唐代于进士科外，又设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武则天增设武举。宋以后各朝仅设进士科，考诗词歌赋。神宗时，经宰相王安石建议考试改用经义。明清两朝经义以《四书》、《五经》为主，文章格式为八股文。直到清末1905年，在国内外压力下，科举才宣告废除。

　　科举制度的设立相对于封建世族垄断的选官制度来说，在当时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它能实行千余年而不衰，总有它的道理。“五四”以后，人们痛骂科举，很少有人为它说一句好话，实在是不公允的。连西方的有识之士也认为中国的科举，平等取仕是很了不起的。说老实话，当前实行的主考制度事实上是吸取这一制度的正确成分。它的最大功效是让平民有机会与拥有知识和环境优势的世家子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正如著名学者钱穆所言“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我国历史上许多名臣如范仲淹、包拯、林则徐等都是通过科举脱颖而出的。当然它后来走向了没落，阻碍了社会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应当废除。

　　这一碑刻立于清初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清以不足百万的少数民族统治全中国，单凭八旗兵的武力是不行的。清廷最高统治者深知必须借助孔孟之道收买汉族知识分子的人心，为其所用，才能长治久安。因此在开国之初就高度重视文治。修复游梁书院，增设科举员额实为落实这一政策的重要举措。这一碑刻是研究清初科举制度的实物资料，值得重视。（张建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