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 青

　　毛泽东三次为她题写刊名；周恩来对她有求必应；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张太雷这些每一个名字如同一支火把的先驱是她的编辑……三次停刊三次复刊；推出雷锋、王杰、张海迪这些影响了几代人的平凡英雄；最早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思想解放初期掀起一场搅动全国的“潘晓讨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几乎都在这本杂志上留下传世之作；“机关刊走市场”苦思冥想，破解“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办好机关刊”这一中国期刊业的“歌德巴赫猜想”；“奋斗改变命运，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就是说：《中国青年》找到了新定位：中国励志第一刊！

　　1923年至1927年激情似火的红色时尚

　　“政治太黑暗了，教育太腐败了，衰老沉寂的中国像是不可救药了，但是我们常听见青年界的呼喊，常看见青年界的活动。许多人都相信中国的惟一希望，便要靠这些还勃勃有生气的青年……”这是《中国青年》1923年的发刊词的开首语。时隔80年，当我们在阳光下再次大声诵读这些文字时，仍能迫切地感受到一股热浪向我们扑来，这些年轻热情的文字穿过时空的隧道，依然能让我们热血沸腾，心跳不止。

　　1923年10月20日，《中国青年》诞生在上海淡水路66弄4号。从一开始，《中国青年》就具有鲜明的红色背景，她所提倡和鼓动的“红色时尚”引领了无数革命青年投身革命的洪流。《中国青年》的诞生绝对是创造了一种特立独行的辉煌，它震耳欲聋的呼叫让无数颗年轻的心怦然而动。在这辉煌和一呼百应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名字，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张太雷、李求实、林育南等等，这些名字无一不浸染着鲜血，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支支跳跃着红色的火把。这些《中国青年》早期编辑们的为人、为文、为思，为这本杂志在中国现代思想史、革命史和传媒史上赢得了丰碑般的地位。

　　从1923年10月到1927年10月，四年中，《中国青年》随着革命的浪潮而起伏，出刊170期。《中国青年》以其无惧无畏的战斗激情度过了她最初的四年灿烂历程，沉静于黑暗中。

　　延安时期一份值得骄傲的作者名单

　　1927年至1934年，《中国青年》先后改名为《无产青年》《列宁青年》《青年实话》。但她们的出版一直处在一种非正常状态，在根据地时，不仅出版周期经常变动，到后来只能以油印的形式刊发，更像是一份内部资料。

　　1939年4月，《中国青年》在延安复刊。毛泽东第一次为她题写刊名。虽然当时《中国青年》处在红色政权的中心地带，但经济的困难依然影响着她的正常出版。这个时期的《中国青年》最值得骄傲的是她那份作者名单：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任弼时、王明……几乎囊括了当时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延安时期的《中国青年》两年中共刊出29期，其中包括三期晋西版《中国青年》。直到1941年3月第5期，《中国青年》终因无力继续出版而暂时停刊，这一别就是漫长的七年。

　　新中国为建设一个新时代鼓与呼

　　1948年秋天，《中国青年》第二次复刊。毛泽东又一次为她题写了刊名，还专门为她写了四句话：“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四句话成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局面的指导思想。一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这一时期的《中国青年》伴随着国家的建设和一项项的政治运动忠实地体现着那个时代的风格。这18年中，她为我们留下了一大笔财富：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邢燕子、雷锋、向秀丽、王杰、南京路上好八连、刘英俊……

　　1963年3月毛泽东为《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题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发表使这一期杂志的发行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各地加印118万份仍不能满足需求，各地团委又翻印了207万份……随着1965年毛泽东第三次为《中国青年》题写刊名，这本杂志在当时的地位几乎无可比拟。

　　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中国青年》又一次告别了她的读者，1966年8月16日，第16期《中国青年》发表了《毛主席对全国全军的伟大号召》并刊登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成为她在“文革”前最后的绝唱。

　　第三次复刊

　　涅 后的勇气与个性

　　沉寂了12年后的复刊犹如一次涅 ，1978年的《中国青年》注定要以她曾在创刊时有过的激情和勇气成就自己在中国新闻史上惊世骇俗的业绩。经过了十年动乱的人们都像是憋了一肚子的话，而其时社会上对于思想解放的强烈要求与“两个凡是”的较量也使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置身于历史的转折点。1978年9月复刊第一期《中国青年》发表的《破除迷信，掌握科学》和《“句句是真理”为什么是荒谬的》笔锋如剑直指“两个凡是”，这在当时需要极大的勇气，战斗不仅止于此。在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已经对天安门事件有了“不改变结论”的说法时，《中国青年》冲破了思想的障碍，一鼓作气，在同一期上发表了《天安门诗抄》和“四五”青年英雄事迹的文章《革命何须怕断头》，在文中首次宣称：“四五运动”是一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这一毫不含糊的宣战直接触及了“两个凡是”的底线，杂志刚一面世，一时“洛阳纸贵”。

　　这一充满着勇气的举动为《中国青年》之后的个性和创造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0年5月，一场震撼了整整一代青年的大讨论使她又一次成为传奇。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潘晓讨论”也不啻于一场惊雷，撼动青年的内心。而在23年前，要进行这样一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更无异于一次思想的盛宴和精神的启蒙，《中国青年》也在这时创造了当期400万册发行量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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