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陈毅与留美、留日学生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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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的历史使命正在减小，它被还原为个体行为，成为获得就业能力的一种选择

　　记者：丁萍娟

　　现在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授课的王卫东说，留学十几年，他享受着学习的过程。

　　人们把王卫东这样的人叫做海龟——海外留学归来者。王卫东大学读的是一个不起眼的司法学校，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全国人大常委法制工作委员会。两年后，偶然地他在北京大学参加了一个为期一个月的的“美国法夏季讲习班”，也因此和美国的学校有了联系。

　　王卫东算是比较早出国留学的一批人之一。1988年，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了美国密执安大学；随后在杨百翰大学读完比较法硕士，后又去芝加哥大学读了法学硕士和博士。

　　王卫东说他对国外教学的方法和他们对待学术的态度印象很深，它和国内的教学方法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注重培养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跨学科的研究。

　　走出国门留学的每个人，都会对国外的大学教育持有良好的印象。

　　骆秋野在国内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他认为对美国本身的了解并没有质的改变，而是更深层的了解。“就中美教育来说，我们从小习惯的教育制度，单枪匹马，各自为营。可是一到了美国读研究生，时时都会遇到小组论文、小组项目、小组研究，每个组都要两个人以上的合作，开始确实不习惯。另外，我们中国学生以学业为重，而美国学生的兴趣非常广泛，体育上更是强项，这样学习起来，他们的身体素质要比我们好多了。”

　　“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基础教育很扎实，但是中美大学教育比较：差距很大，特别是人文和社会科学。”骆秋野说：“美国大学生大学三年级才选择自己的专业，在这之前可自由涉猎天文地理各个领域。这里的学校大多师资充足，设置专业种类齐全且质量都不错，这使得美国本科学生总体上知识结构更为合理，而同时他们若对某专业很早产生兴趣，学校也有条件为学生提供深度的学习机会。”

　　蜂涌的留学潮反映出中国教育的缺陷：不够人性化，教育水平偏低。

　　美国留学十年回来后自创公司，现任公司总经理的朱大斌认为留学给他的收益是，从此他可以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

　　“大学一毕业我就去了美国，我们班几乎90%的人都出去了”。到美国后，朱大斌在明尼苏达大学物理系读硕士；接着又读了同校的工程系硕士，做的是半导体研究。

　　1994年，他毕业后，被“通用”聘用，在通用电器医疗器械公司做成像设备的研发工作。因为勤奋和业务突出，朱大斌在“通用”提升得很快。

　　随着职务的提升，朱大斌说，他这时才发现自己更喜欢做的开拓发展型的工作。于是在两年后，当被总部调到服务市场部后，他就着手开始新领域的充电，最终由“通用”出资就读芝加哥商学院的MBA在职周末班，从此也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没有周末的读书加工作的生活。

　　那段日子在朱大斌的记忆中，永远充满艰辛和收获的踏实。他说，在“通用”，它讲求管理的多元化，如果你工作得出色，不论你的种族和国度，都是会被认可的；但是如果再往上走，毕竟彼此存在文化、心理上的很多障碍，再往更高层走就非常难了。说这话时，他的声调明显高了起来。

　　和二十年前相比，出国留学后打算“留”在异国他乡的中国留学生少了，越来越多的留学人愿意回国找更好的工作或者自己创业。

　　这样的信息在今年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组委会那里得到印证。这个组委会透露，目前中国有四十多万海外留学人员，其中90%以上都取得了博士或硕士学位，其中很多人在科技、金融、管理等各领域掌握了先进的技术。“他们中八成希望回国创业”。

　　“中国充满了机会。”这是留学生们的一致的看法。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中国却一枝独秀。

　　而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把吸引留学生回国作为一件重要的工作。这不仅是单纯发展经济的需要。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这些有留学背景的中国人，被视作能够“和国际接轨”。

　　海龟们得到大胆的重用。政府出台各种奖励措施甚至政策，吸引这些海外中国人。这些措施包括给予高薪，甚至较低的税额。在杭州，回到中国的留学生可以得到5万元人民币启动资金。

　　回国创业，成为越来越多的留学生的选择。中国目前已经成立60多家留学人员创业园，14万留学人员已经回国创业服务，创办企业近四千家，去年总产值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在美国留学工作十余年的朱大斌坦承：几乎没有一个海归会纯粹因为“爱国”而回到祖国来，同样，绝大多数身居海外的中国人却都比国内的人来得爱国的多，每一个人的心里都衷心希望中国能够强大，也愿意为国家的强大出力。

　　朱大斌还说，因为他留学时年龄小，他很快就能融入美国这个社会，在美国也有很多很要好的朋友，但在内心深处，还是会有一丝的不适应；而在只有中国，在中国的文化里，他才能感到身心完全的放松。

　　传统和文化成为留学生们与留学所在国的一种无形的柏林墙。同样在国外呆了14年的王卫东认为，回国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随意的满足口福之需，吃上可口的饭菜。王卫东现在在北大教书，能够站在北大的讲坛上是他儿时一直的梦想，因为留学经历得以梦想成真，王卫东觉得很满足。

　　朱大斌和大多数的海归们一样，说话时习惯了中英文混用，有意无意蹦出的英文单词在提醒着周围的人——他属于曾经留学的一群。也因为这个标签，在他们眼前常常会有一层看不见的膜挡隔在他们和许多土生土长的“土鳖”之间。回国后那个曾经熟悉的环境却变得陌生，甚至空气都使他们难以适应。

　　朱大斌曾说他将把“通用”作为自己的管理和公司的楷模。这是很多海归们的渴望：把自己在国外的经历和先进经验传输到国内，搬延国外尖端的模式，可是往往因为水土不服，欲速而不达。

　　而在杭州投资的杨建也面临着不适应的问题。为了解决审批、税务等问题，要花钱请政府官员吃饭：“在这里，很多事情都是在饭桌上办的。”

　　王卫东希望能找到答案：像他们这一代的留学生们和前辈留学生们有什么不同，他们在社会建设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

　　王卫东没有说出确切的答案。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初期，几代留学生都在历史上留下了响亮的名字。而今天，能像张朝阳——搜狐网络公司创办者——这样“吸引眼球”的留学生已经不多了。

　　在接触了大量即将留学和已经留学的人之后，留学咨询专家徐小平对留学有了新的理解：留学就是为了赢得就业的能力，一种在就业中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对行业、对所服务的社会的一种贡献的能力。

　　留学已经成为个人选择一个好职业的前奏。但徐小平还是为这种前奏镀了一层金，他说，这种能力有三种境界：就业竞争力、行业领导力、社会领袖力。

　　不过这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在中国，留学正在被还原为个体行为，被赋予的历史使命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