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惠烦心了一个夏天。从6月份开始，蟑螂就成了她家的常客，“就是晨报上报道过的那种小蟑螂——德国小蠊。”陈惠说，这是她以前从没见过的一些坏家伙。

　　令她更烦心的是不知道如何对付这些外来坏蛋。“以前除‘四害’，有政府组织和号召，大家就一齐动手，很快就能见效。”而现在，陈惠喊儿子向居委会报警，居委会说没办法，不清楚有什么特效药。

　　“现在当然不能搞过去那种群众总动员了，可谁来为我们家杀虫呢？”陈女士的这个困惑，很多市民都有。

　　专业杀手来了

　　就在陈女士惊呼蟑螂成灾的同时，防治虫害的任务已经被一些商业化运作的企业接过来了。据市爱委会介绍，重庆的专业化除害公司有11家，只有京、沪、穗等城市的零头，其每年的业务总量不超过1000万元。

　　市爱卫办专家称，市场化运作是城市有害生物防治的趋势。原商业部“储运技术研究所”，现在打出了华运虫害防治公司的牌子。

　　公司负责人何烈向记者讲了一件事：前些时，“华运”争取到为某著名品牌下两个商场治理鼠害的业务，通过对商场及其周边老鼠的生态学调查，制定周密方案，科学地施药，两个商场都取得预期好效果。但后来，其中一个商场换了老总，其业务也就给了另一家治虫公司，“尽管他们承认‘华运’做得更好”。何烈说：同是防治虫害，有的单位是真治，有的却是敷衍。比如最近的张飞庙搬迁，必须做扎实的有害生物防治工程，这才让他们大显了一回身手。可惜，愿意拿钱防治的单位太少了，这让防虫的公司面临生存之忧。

　　无序竞争还导致乱杀价，乱杀价又导致偷工减料。一些专家担心，这样下去，不仅治不了虫害，甚至留下后患，并阻碍一个巨大市场的成长。

　　社区反应迟钝

　　据悉，“华运”这些年在龙湖花园实施的鼠患防治工程，展示了这些专业“杀手”的手段。

　　“草地上出现了一些光溜溜的‘路’，顺着这些‘路’，就可以找到老鼠洞。”专家们进行鼠患生态学调查，涉及建筑及室外景观的防鼠功能、鼠群生态学分布和生物学特性等，以具体数据为基础，制定出包括首期工程和后续工程的综合防治计划，并筛选出针对不同地段老鼠的不同灭杀、阻截方法。

　　这项综合防治计划实施后，龙湖鼠患立即消除。最后一算账，按这种办法灭鼠，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一年仅支出0.16元。何烈说，像龙湖花园这样用心杀虫灭鼠的社区太少了。

　　“防治有害生物，社区是最好的运作平台。”何烈说，如果一家一户单干，我治你不治，你治他不治，就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害虫的生存空间。

　　放毒药是市民面对害虫的第一个选择。但何烈说，盲目用药“基本上是浪费”。要防治有害生物，必须先调查有害生物的生态学和生物学特性。这是“城市生态管理学”的重要课题，社区则是基本的单元。

　　但市爱卫办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无论是《爱国卫生条例》还是《物管条例》，目前都没有相关的规定。如果法规规定物管公司必须拿出物管费中一小部分——哪怕是极其微小的一部分——用于有害生物防治，并将城市各地段划定为不同的防治区域，让专业防治机构竞标进入，这个市场就能步入良性轨道，政府也可以少操很多心。

　　本报记者 屈弓消息来源：重庆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