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谁

　　入选常委半年后，他们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现在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名义，任命10名年轻常委为7个相关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助理。”8月27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闭幕会上，吴邦国委员长宣布了这一消息。

　　今年3月中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一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19名备受瞩目的“特别常委”走上前台。这些“特别常委”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和学界，共同特点是年富力强、有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这一“优化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的举措，被专业人士认为是人大改革的一个亮点。

　　此后不久，“特别常委”中的10人，卸去原有职务并将行政关系转到了全国人大机关，专注人大工作，担任“专职常委”。而此次升任主任委员助理的10人，正是那10位“专职常委”。

　　他们中，有8位是来自中央国家机关的新锐———包括年仅39岁、拥有清华大学博士学位的国家海洋局原副局长倪岳峰，以及曾被授予“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女领导干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原委员、刑事申诉厅厅长何晔晖。

　　十人中的另两人———方新及信春鹰，前者原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后者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皆是学界精英。

　　“特别常委”的工作

　　此次10位年轻常委升任人大要职，使人们对19位“特别常委”任职半年以来所做工作予以更多的关注。

　　“他们是一群喜欢讨论的人，”一位老人大常委评价说，“他们的到来给人大增加了活力。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这次行政许可法出台前虽已经过了四次讨论，但仍在最后时刻接到了来自八个方面的40多个意见，又修改了数十处。这在以前是非常少见的。而在居民身份证法草案等法律法规的修订上，年轻人也发挥了充分作用。”

　　“人大常委的基本工作职责有四点：立法、监督一府两院、任免官员及决定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史卫民说，“无论是所谓的专职常委，还是像郑功成这样的没有脱离原岗位的人士，工作内容是相同的。”

　　而据一位升任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助理的“专职常委”介绍，由于行政关系已调入全国人大机关，在此坐班是必须的，他们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中，只有委员长一级，以及某些既是人大常委会委员同时也担任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才可能在人大常委会的办公所在地有办公室，委员则一般没有办公室。因而，为这部分新委员设置办公室，表明了对他们的重视。另据介绍，那些没有脱离原岗位的“兼职”常委们，只是在两月一次、每次四到五天的常委会及其他会议时，才来这里工作。

　　角色转换

　　“无论是担任常委还是出任主任委员助理，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转型。”人大法工委一位官员说，“实际上，由于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来自政府机构，他们曾拥有更实在的权力，他们曾是被监督的对象，现在却要成为立法和监督的‘带头人’，角色的转换、迅速适应新工作就变得至关重要。”

　　同样，转型的问题也是那些学者出身的常委们的“重点工作”。郑功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人大常委会确实需要专家，但并不意味着专家就能胜任人大常委。一方面，专家只是在某个领域有专长，而人大常委会所承担的职责却是包括了政治、经济、司法、文化等诸多方面。另一方面，学者和常委是两种不同的角色，学者讲来术业有专攻，以承担学术责任为己任，而常委却需要有全局观念、整体意识，以承担国家和社会责任为己任；专家可能对事物看法过于理想化，但常委却必须注重现实，注重客观；专家可以坚持己见，但人大常委需要倾听并吸收别人的意见。所以，专家出任常委需要一个调整和适应的过程。

　　另一位升任主任委员助理的专职常委则认为，转型中所需要历练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协调能力：包括协调各部门、各行业、上与下、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立法中。“这与我以前所在的行政单位不一样，”他说，“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很多命令是强制性的。”

　　郑功成希望，他能在2003年年内完成角色转化，这一想法也基本代表其他人的思路。

　　还有人士分析认为，此次8名前政府官员调入全国人大任职后，不排除再次进行角色转换的可能，即在人大锻炼一段时间后再转任政府部门的要职。

　　更好的行使权力

　　“作为一名研究选举的学者，我非常高兴看到了人大常委专职化、年轻化的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史卫民说。

　　史卫民分析说，除了半年前19名特别常委的产生，以及这次10名年轻常委出任主任委员助理之外，全国人大的人员优化还表现在很多方面：十届之前的全国人大常委平均年龄过63．4岁，而本届常委会委员平均年龄约60岁；另从常委名单上看，十届人大中退休官员担任常委的比例，要比前一届低得多。

　　“但这仅仅是改革的一方面，”他说，“更重要的是，在人员结构优化之后，如何更好的行使权力。”

　　在这位学者的设想下，要达到这一目标须加强以下几个方面：更好地与普通代表沟通，使民情及时上传；建立更为公开透明的议事制度，积极与传媒和公众沟通；加强本身工作机构的建设等。而最重要的一点，是真正起到协调作用，做党、政、军、中央和地方，行业之间的黏合剂。

　　(江南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