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崇川区钟秀街道校西村有两户居民为界址纠纷积怨8年，一直未能解决。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成立后，调解人员组织规划、土地管理等相关部门人员一起上门进行现场调解。结果，8年积怨不到一小时就被化解，久不往来的“老对头”终于握手言和。

　　这样的事例自今年4月南通市开展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以来不胜枚举。

　　8月下旬，记者赴南通采访时了解到，遍布该市城乡的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已有144家。这些调解中心构筑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夯实了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据南通市政法委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南通市信访总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0.4％，集体上访批数和人次分别下降了8.2％、19.3％；全市“八类”案件、民转刑杀人案件、可防性案件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5％、37.5％和5.7％。

　　与此同时，善于有效化解新时期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的调解中心，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公正、贴心的“老娘舅”。

　　社会转型期呼唤调解机制创新

　　近年来，随着经济转型、利益调整和社会的发展变化，社会矛盾纠纷越来越多。

　　据南通市政法部门的一份统计，从1998年至2002年，南通市共发生各类矛盾纠纷总数达40余万件，平均每年有8万件之多。大量的民间矛盾和纠纷由于没有得到及时化解，直接导致了“民转刑”案件和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2002年，该市共发生凶杀案件70起，其中有60％左右是由感情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等普通民事纠纷激化而引发的。与此同时，新的矛盾纠纷也大量出现，涉及土地承包、征地拆迁、企业改制、下岗待岗、医疗事故、环境污染等领域。

　　而面对大量新的社会矛盾纠纷，原有的调解机制显得无能为力。在农村，传统的乡（镇）、村、组三级民调网络，对于涉及许多部门新的矛盾纠纷，明显缺乏权威性和协调能力。民调队伍也因此不断弱化。2000年到2002年的两年中，该市基层调委会减少了2677家，专职调解员减少了25750人。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村里民调待了岗，企业民调下了岗，乡镇民调转了岗”现象。

　　于是，群众有矛盾纠纷就找110,而公安民警既不堪重负，也难以解决治安以外的问题。最终，社会矛盾纠纷都集中到党委政府那里。几乎所有的乡镇党委书记、镇长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上班有人等，吃饭有人跟，开会有人候，回家有人缠”。日常工作秩序都被打乱了，还怎么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

　　南通市委、市政府领导敏锐地意识到，及时化解新时期的各种矛盾纠纷，消除影响社会稳定的隐忧，事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事关全市加快发展的大局，必须以创新的思路构筑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新体系。今年4月开始，南通市决定在启东市及通州市张芝山镇、海门市刘浩镇、如东县掘港镇、如皋市如城镇、崇川区钟秀街道等8个乡镇(街道)作为首批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的试点单位。

　　自此，南通市拉开了全市创建“大调解”新机制的帷幕。各县(市)区、乡镇(街道)两级相继成立了“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中心主任由同级党委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担任，司法、公安、城建、信访、土管、工商、税务等20多个部门均为调解中心的成员单位。于是，在全市城乡，哪里有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就延伸到哪里。　全心全意服务，让人民群众信得过

　　7月5日，启东市新安镇丰盛村黄亚珍特意赶到镇社会矛盾调解中心，送上一面锦旗，上书“情急万分百家牵，中心解难百家安”。

　　原来，黄亚珍的丈夫陈某近几年高息吸储放贷，出现巨额亏空后于今年7月2日在家自尽。7月4日，黄亚珍在给丈夫办丧事的时候，数百名债权人找上门来，要求黄亚珍还债。黄亚珍吓得也要寻短见，幸被在场的村干部劝住。

　　信息员立即报告镇调解中心。值班干部立即带人赶到现场，很快形成一个既合法理、又易操作，而且让双方都能接受的处理方案。短短一个多小时，一起极易引发命案的群体性事件就这样被及时妥善解决了。

　　南通大调解机制的建立，使基层有了一支专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综合性队伍。被群众称为“老娘舅”的调解中心全心全意为广大群众服务，做到了政策道理有人讲、思想疙瘩有人解、家庭不和有人劝、邻里纠纷有人调。

　　通州张芝山镇调解中心于5月15日挂牌运行以来，已经受理矛盾纠纷67起，其中过去累积的56起，新近发生的11起，全部调解成功。

　　启东市调解中心7月11日成立以来，共接待来访43批360多人次，妥善化解涉及企业改制、征地拆迁、环境污染等矛盾纠纷22起，收到良好的社会反响。

　　据初步统计，如今在南通市，大部分乡镇有90%的矛盾纠纷在村一级得到了化解，10%的矛盾纠纷在乡镇(街道)调解中心解决，基本实现了“小纠纷不出村，大纠纷不出镇，矛盾纠纷不上交”，筑牢了基层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大调解产生了“晕轮”效应

　　记者在南通市采访中欣喜地看到，该市构建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不仅全方位地织就了一张社会稳定的“安全网”，而且还产生了一系列“晕轮”效应。

　　投资环境大优化。大调解也能创造经济效益。以前，启东新安镇农民对特种养殖兴趣不大，因为偷捕现象十分严重。今年，该镇创造出“一体两翼”的大调解、大防控模式，全镇治安状况明显好转，群众安全感普遍增强，停滞多年的特色养殖业迅速回升。由于社会环境和治安环境好，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来新安兴业，今年投资总量可超亿元，比去年翻一番。

　　干群关系大改善。过去，群众有了矛盾纠纷，往往不知找哪个部门，而且还常常遇到推诿扯皮，久而久之，群众心中便会产生怨气，导致一些地方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如今，由于大调解实行一窗口受理、一条龙服务，群众只要进入调解中心，就有人接待，直到问题解决。

　　道德法律知识大普及。不少地方利用构建大调解网络之机，大力加强对广大群众道德、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以从根本上减少社会矛盾纠纷。海门市三和镇双高村有一位92岁的老太太，虽生有5女2子，但因子女们相互推诿，致使老人无人赡养、生活无靠。镇调解中心成立后，中心的工作人员对老太太的子孙们既讲传统的孝道，又讲社会主义的家庭美德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使他们个个深受教育、颇感惭愧，纷纷答应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并一一落实了老人吃、穿、住、医及日常照料的责任。

　　本报记者　周跃敏　许建军　陈明　蔡炜　本报通讯员　顾坚（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