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记者崔逾瑜通讯员刘生华涂莉

　　“不作为”害民扰政日前，因未认真履行市场监督管理职责，导致私屠滥宰屡禁不止，汉阳、口区的屠管办、动物检疫站等9个部门的11名责任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警告、行政撤职、降级、记大过等处分。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行政不作为”的话题便源源不断。行政不作为，不仅侵害了老百姓的合法权益，而且也严重损害到政府的形象。在现实生活中，税务该征的税不征，公安该管的治安不管，信访该接待的来信来访不接待，工商该查处的假冒伪劣产品不查处……一言以蔽之，政府部门该做的事而不做，该负的责任不负，麻木不仁，懒政庸政，这便是行政不作为。据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资料显示，今年截至8月底，该院受理二审案件161件，告“行政不作为”的案件29件，占18％，受案范围已由最初比较集中的一般社会治安、行政处罚等几个领域发展到诸如城市规划、土地房产、劳动和社会保障、国有资产等多个行政执法部门，几乎涉及所有行政管理领域。“此类案件的增多，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反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徐银华副教授说，“过去，政府行使权力或履行职责可能给公民带来的利益只被认为是一种反射力，公民不能对政府主张权利。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观念发生了变化，政府如果不行使权力或履行职责，就侵犯了公民公法上的权利，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究政府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徐银华也对此种上升趋势表示担忧。他说，行政不作为毕竟是一种违法违纪行为，它不仅搅乱了人们生产生活交换秩序和国家行政管理秩序，而且对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构成侵害，如任其泛滥，社会将出现无政府状态。与腐败“乃是同根生”有这样一种说法：行政不作为与行政腐败是对“孪生兄弟”，它们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从深层次来讲，乃一个‘私’字作怪。”省法制办一负责人把行政不作为归结为“私心太重”。他说，在“私”的左右下，不少行政机关公务员把国家赋予的职权据为己有，在履行义务时利用职务之便去捞取个人好处，一旦得不到个人利益，就规避自己的责任，能推就推，能拖就拖。所以，在政府机关之间常上演让老百姓哭笑不得的场景：有利可图大家都争着管，无利可图就互相推诿。分析个中原因，徐银华认为这也和政府职能划分不明确、权力配置不合理密切相关。“目前，各职能部门的交叉领域较多，这便让部门之间互相推诿有了借口，最容易发生行政不作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金志华认为，“责任行政”是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念，“权力即责任”是一个法治政府应当恪守的基本原则。然而，长期以来，一些公务人员对自己行为缺乏约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甚至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作为行政准则，把为老百姓办证盖章看成是对其莫大的恩惠，全然忽视这本就是老百姓应该享有的权利。“责任意识的匮乏和责任追究机制的疲软，是滋生行政不作为的土壤。行政不作为现象其实是权力与责任严重脱节的一种表现，是以消极的不作为姿态滥用职权和规避责任，和行政腐败乃同根生。”金志华如是说。说到日前沸沸扬扬的私屠滥宰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工作人员认为，执法力量的配备与市场管理的需要不相适应，也是导致行政不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据他讲，武汉市屠宰办只有4个人员编制，各区屠宰办也不过一两个人，常面临管理的矛盾——联合工商、公安等部门，工商、公安又无管理私屠滥宰的权限，与“行政执法主体合法”相违背；聘请人员参与管理，聘用人员又无财政工资，便动起了歪脑筋在执法上找“财路”。久而久之，行政不作为在庸懒腐化者眼里便成为“司空见惯”、“理所当然”。遏制“不作为”应有所为因为隐蔽，行政不作为像慢性毒药一般，慢慢侵蚀政府的肌体，损害政府的信誉。如果这种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后患无穷。对于行政不作为，国际上也一直在关注。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联合国向世界各国提出要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加强公务员的财产收入申报制度的建议。目前，美国、韩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对政府该做什么、怎样做都规定得很细很具体，对不作为行为也有明文处罚。在我国，法律条文中还未出现“行政不作为”的字眼，只在《行政诉讼法》第11条中规定：认为符合法律条件，要求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执照，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拖延不颁发的，或要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拖延不予答复的，或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起诉。然而，法院的生效判决也常常面临“一纸空文”的尴尬。武汉市中院审判员李莉荣告诉记者，目前，行政机关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现象较其它案件普遍，法院一般只有采取罚款或提司法建议的措施，但行政机关对此并不在乎。有的行政机关即使作出答复，但答复的内容缺乏针对性，玩些“文字游戏”。李莉荣深有感触地说：“司法审查是遏制和惩治行政不作为现象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需要刚性的法律法规作坚强后盾。”近年来，各地开始推行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或行政问责制。今年以来，武汉市根据年初省人大提出的实施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已查处各类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案件96起，处分党员干部83人，其中38人受到党纪处理，70人受到政纪处理，4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些制度和措施，将公务员的行政行为置于压力和动力之间，也使行政法规在处罚上进一步细化、具体化和规范化，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