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组织部长在6年时间里，卖出了23顶官帽子，先后75次收受32人的贿赂，共计人民币90.4万元，另有48万余元的家庭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这个“卖主”，就是阜阳市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韩希鹏。最近，当地检察机关对这个靠卖官“发财”的组织部长予以起诉，目前法院正在审理之中。

　　买官卖官现象已不是什么新闻了，它所造成的危害亦众所周知，但是为什么这种选人用人上的腐败之风，在一些地方屡禁不止？从韩希鹏的案件中，人们可以找到一个值得深思的原因，就是“选人程序虚设”。

　　韩希鹏的卖官，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不是没有被人觉察出；他“选”的干部不是没有人反对。但是，只要韩希鹏能收下“买主”的钱，官帽子就可以“出手”，卖官行为“一路顺风”。何故？就是因为韩希鹏也“遵守选人程序”，即每一个被“选”者都“走过”干部提拔任用的程序，比如，考察材料齐全，有办公会议审查记录，经过集体讨论决定，甚至也是“少数服从多数”，等等。然而，就在这一步步程序的背后，却“凝聚”着韩希鹏这个组织部长事前或事后的“个人行为”和“辛勤奔波”：对经办人员(属下)，他“话里有话”软中有硬予以“吩咐”；对上级(包括领导班子成员)，他能欺骗则欺骗，能拉拢则拉拢，有的本身就是“同路人”(已判刑的时任阜阳市委副书记的肖作新，就是曾与韩希鹏一道卖官)。正是有了这样的所谓“选人程序”，韩希鹏才“名正言顺”地卖出了一顶顶官帽子。

　　“选人程序虚设”，其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在我们的干部工作中，不少同志的程序意识比较淡薄。不可否认，经过这么多年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我们的选人程序已建立起来并得到了不断健全。然而有些领导和组织部门的人员认为，自己在主观上没有搞不正之风“乱选人”，没有违反政策“选坏人”，程序不程序无所谓，结果出现了事实上的选错人，用错人。二是，有些领导干部存在官僚主义作风甚至个人好恶，造成了程序执行过程的“变形”。有的虽说是召开了会议集体讨论决定，但“一把手”的民主作风差，或者有“家长式”习气，在这样的“集体讨论”气氛中，有多少人敢讲真话？诸如此类的“程序”，怎能保证“选好人，用好人”？怎能避免和遏制像韩希鹏这样的人弄虚作假？三是，“权大于程序”的干扰，一些领导干部基于个人感情、个人私利、个人目的，通过“组织”对选人用人施加私人影响。比如，有的干部明明工作平平、才干一般，却因某领导的“关照”而进入“程序”得到职级连升；有的干部明明考察时有不廉洁问题，却因某领导“说了话”而进入“程序”被提拔重用；有的干部明明群众基础不好，却因有领导暗示或授意而进入“程序”，照样得以升迁。

　　用好的制度选拔任用干部，前提就是按程序办事；否则再好的制度，也只能成为一种摆设。没有程序的严肃性，就没有制度的权威性。程序是实现民主和监督的必要手段，是规范用人行为的必要形式。人常说，无规矩难以成方圆。程序就是选拔任用干部的规矩之一。严格程序，就是要求我们遵循选人用人工作的各个环节、各个步骤，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不能颠倒，更不能随意简化。决不允许把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搞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真正让程序成为不正之风不可逾越的屏障。

　　韩希鹏卖官鬻爵，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商品化，大搞权钱交易，败坏了当地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正如检察官在“公诉意见书”中指出的那样，韩希鹏是当地不好的社会风气的始作俑者之一。这不能不说也是“选人程序虚设”所造成的后果。（文/陈向阳）（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