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器官移植探索始于20世纪初，成熟于20世纪80年代，迄今已在全球广泛应用。据全球移植中心名录统计：全球已有70余万身患不治之症者通过器官移植获得第二次生命。

　　目前我国器官供求严重失调，例如：我国大约有150万尿毒症患者，但每年仅能提供4000~5000例肾移植手术；有400万白血病患者等待骨髓移植，但全国骨髓库的资料仅3万份。

　　占我国残疾人总数15％的约500万盲人中，有近400万人可通过角膜移植重见光明，由于供体严重缺乏，每年只有1000多位病人能够接受角膜移植。从同仁医院眼库获悉：社会上死后自愿捐献眼角膜的志愿者已有2万多人，真正兑现的却寥寥无几。

　　小梦达睁着大大的眼睛，对于“器官捐献”的话题有些漠然。对于15岁的他，医院已下达5次病危通知单。连妈妈也没有想到，他竟郑重提出，日后将遗体无偿捐出。他是北京市志愿捐献遗体年龄最小的一位。

　　不仅仅是小梦达，还有很多患者在苦苦地等待器官移植。这一话题，已是他们长久的痛。伴随8月22日《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获得通过，这一话题再次引起社会关注。该条例填补了我国内地器官捐献移植管理的立法空白。该《条例》从摘取与植入、管理与监督等各个方面对人体器官移植的原则、范围和相关法律责任进行了规范。

　　然而，真正破题，还有很多文化伦理及法律问题没有解决。

　　梦达的期盼：如果有匹配的肾脏，我可以继续读书

　　徐梦达只有15岁，他比同龄人经受了更多的苦难。父母离异，母亲面临下岗，最重要的是，他身患尿毒症。1997年，小梦达得了肾病综合症，后转为尿毒症。7年与病毒斗争的日子里，医院先后给他下过5次病危通知单，母亲哭干了眼泪，小梦达的性格也似乎变得格外内向，甚至木讷。

　　小梦达一直在等待和自己身体匹配的肾脏，因为这就意味着他可以继续读书，继续活下去。

　　小梦达的母亲是北京市丰台桥梁厂的一名普通工人，离异后，法院把孩子判给她抚养。七年的治疗里，母亲为他花了近20万元，外债就有10万元。最困难的时候，母亲卖光了家里所有的值钱物品。因为离异，现在只能带着孩子住在父母家。8月26日，我们来到小梦达的家。这里是离北京市城区较远的“新村”，道路狭窄，尘土飞扬。

　　母亲在一旁，边流泪边给我们翻看小梦达以前的照片，一个浓眉大眼的好孩子。小梦达情况最坏的时候，血色素3.5克，造血机能丧失，心脏衰竭，全身水肿，肚子和大腿肿胀厉害，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若不是生病，他现在都该上高中了。”两个一米多高的蓝色氧气瓶悄悄地躲在衣架旁边，一根绿色的输氧管静静地插在小梦达的鼻子里。“夏天需要吸氧的时间长一些，天气闷，多吸氧孩子就会好受些。他经常和我开玩笑，说一年当中，夏天熬过来了，这一年就能活到头。”母亲又一次用手抹去眼角的泪。

　　一年以前，小梦达主动向妈妈提出，想日后把遗体无偿捐出，母亲震惊了，她没想到儿子会有这种想法。2002年10月23日，母子携手走进了首都医科大学志愿捐献遗体接受站，一同庄重地签下了他们的姓名。截至目前，小梦达是北京市志愿捐献遗体年龄最小的一个。

　　据了解，做一次肾移植大约需10万元，术后服用免疫抑制药物的费用大约为2万~4万元／年，对于一般家庭而言，这笔花费不小。但标准的血液透析一次就是450元，按照每周三次的透析费用，一年就要十几万，如此一比较，肾脏移植的花费就要节约许多。

　　但是由于器官移植供体的严重缺乏，且质量上没有保证，制约了我国器官移植临床救治工作和移植技术的发展。有数字显示，目前我国每年进行肾移植手术约2000例，而需要手术者则多达30余万人，仅为0.7％。

　　沈老师的忙碌：我没找到接受器官捐献的地方

　　沈言是一位老干部，也是一位老教师，她今年79岁。

　　10年前，她就想捐出自己的器官，但她一直没有找到相关机构接受。在前年，她无意中得知了首都医科大学志愿捐献遗体接受站，于是她和老伴都办理了志愿捐献遗体的申请，老伴王澄野于2002年6月21日辞世，遗体于次日转到首都医科大学。

　　沈老师没离休前，是北京市和平门中学的党支部书记，老伴生前曾是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的副政委。现在，她一个人住在解放军总后北京第二干休所。沈老师说她活得很充实，我们还没坐稳，她就忙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给我们欣赏，她的《岁月留痕》刚刚出版。她形容自己现在还是个“工作狂”。

　　“有生就有死，我自安然去，遗体献国家，骨灰还大地。”沈老师说，“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应物尽其用，让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遗体已经完成了生命过程，送到科研单位，能够通过解剖，让学生们掌握有关知识，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

　　沈老师不光自己无偿捐献遗体，还领回许多表，在老干部中广泛宣传。她说有时候不理解为什么年轻人比她的思想还保守。她希望现在的一些公仆在辞世的时候，把遗体捐献出来，因为这样会无形地影响许多人的观念。

　　沈老师正在筹备申报“北京市健康老人”的材料。她说，虽然没有达到捐献器官的目的，但是日后捐献遗体也是一样的。

　　据悉，武汉市曾有一位84岁的老人李某，生前多次要求捐献遗体，终无法如愿，村卫生室、乡民政办公室、区红十字医院及区卫生局查询捐献遗体的受理部门，均没有结果。李老汉去世后，在其生命的最后4小时，福利院多方面致电区卫生局及区红十字会，均未被理会。事后，区红十字会有关负责人致电乡民政办公室，认为其手续不全，无法捐献。

　　从中国红十字会获悉，目前全国没有一家接受器官捐献的机构。

　　我们采访了10位北京市民，其中的9人都愿意将来捐献自己的器官，例如眼角膜、肾脏。但由于涉及伦理问题，没有一人愿意捐献遗体。

　　在谈到捐献器官的问题时，有市民这样说，如果政府能够出台一个鼓励大家捐献器官的法规或条例，就能形成良性循环。如果个人在填写完器官捐献手续后，在医疗方面政府给予一部分减免，就会大大调动市民捐献器官的积极性。虽然这属于公益事业，但在捐赠器官数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这种政府行为将有利于整个医学事业的发展。

　　有的市民还说应该成立一个器官移植的基金会，作为立法的补充，采取国家投一点，社会捐一点，个人承担一点的方式。一旦发生器官移植，其高额的医疗费用可由该基金会解决。

　　陈大夫的焦虑：更多的患者在漫长的等待中死去

　　一位医学专家在谈到深圳出台的《条例》时这样说：“这次立法最大的意义就是规范了从捐献到移植的整个过程，首先至少可以保证在深圳地区的器官来源规范，其次是在移植程序上保证公平，这是一个进步。”

　　2003年9月2日，我们采访了北京市器官移植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外科主任陈大志教授。

　　2002年11月15日，北京市器官移植中心在北京朝阳医院成立，该中心以实体器官及组织细胞移植为专业特色，在器官、细胞移植种类、数量及质量方面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某些项目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陈教授介绍，器官移植中心分临床和基础两部，下设器官移植网络会诊中心、器官移植康复中心、器官移植医师培训部等。目前移植中心已经能够完成肾、肝、心脏、肺、脾、胰腺、睾丸、骨髓等移植，手术不仅越做越多，而且难度越来越大。

　　他介绍，目前人体器官捐献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死亡标准的界定。目前，关于死亡的判定标准分为“临床死亡”与“脑死亡”两种。我国医学界现行采用的死亡标准是临床死亡，但这样的标准将不利于器官移植。

　　陈教授说，我国的器官移植手术已有30多年的历史，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其中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就是捐赠器官数量严重不足，全国可供移植的器官只能满足10％~20％的患者需要，多数患者处于苦苦等待之中，不少人在漫长的等待中死亡。近年来，很多医学界有识之士也多次呼吁制定“脑死亡法”，因为这样才能给许多患者带来希望。

　　梁律师的谏言：为禁止人体器官买卖提供法律依据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梁律师谈了推动“脑死亡”立法对发展器官移植的重要性。他说，中国现在还没有把脑死亡作为人的死亡标准写进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利用脑死亡者的脏器进行器官移植可能会视为违法行为。

　　梁律师还谈到器官移植立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器官移植是人类的一种自愿互救行为，体现了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通过立法，可以进一步规范器官移植行为，严格规定器官捐赠对象，禁止买卖器官行为，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保障医学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由于我国有大量的患者急需器官移植，而大部分都是亲属捐献器官，当市场供求严重不对称时，买卖器官的现象自然会乘虚而入，直至引发犯罪。而我国现行《刑法》对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并没有做出禁止性的规定，这就给买卖器官的违法者以可乘之机。

　　日??1997年10月的“器官移植法”值得我们借鉴。如规定愿意在被诊断为脑死亡后提供器官的人，在生前进行登记并填写自愿卡，一旦发生不测，在直系亲属同意的情况下，医院可对其器官进行移植。这样，“民事权利自主”的法律精神才能得到实现，公民的民事权利延伸到死后仍可以继续受到法律保护，有助于保障有充足的器官来源提供给病人。

　　同时，依法鼓励器官捐赠，可以扩大器官来源，推动器官移植医学的进步，从而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我国法律界有关人士一直在呼吁加快制定“器官移植法”和“脑死亡法”。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法律，前者将为禁止人体器官买卖提供法律依据，后者将缓解目前的器官供求矛盾并提高移植器官的质量和手术效果。

　　（来源：于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