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我们的法律援助资金充足、波及面也够广，那么，普通百姓是不是就都乐意通过诉讼来解决纠纷、并能预期通过审判达致真正的司法正义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不管法学家如何潜心于宣讲法律的权威与品格，抑或社会学家如何将正义形容为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在普通老百姓的道德观念里，司法正义这个十分西化的词至少应该包含这样的结果：被侵犯的权益获得了补偿，被侮辱的人格恢复了尊严，施行侵害的人受到了惩罚———法律援助仅仅是解决了弱势人群接近司法的起始点上的经济不平等问题，而这只是漫漫诉讼征程中的第一步，如果没有同情并保护弱者的权利保障机制，以及建立在以民为本理念上的司法审判相伴而行，停留在纸面上的权利与口头上的公正，于百姓无益、因而也是没有吸引力的。

　　有资料说近20年来出台的与弱势人群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已上千件，遗憾的是它们并未能完全织成环绕弱者周身的保护网：南方有的城市每年发生工伤事故过万件，然而真正能够打赢官司并获得合理赔偿的有多少？近些年因安全保护不力动辄吞噬几十条生命的矿山事故不断，然而真正得到应有制裁的责任人有多少？拒签合同、拖欠工资令众多进城务工者的劳动权益受到严重损害，然而真正成倍补偿被侵害的权益而彰显出司法维权精神的判例又有多少？据一些妇女研究机构的调查，中国84％的女性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33.9％的家庭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家庭暴力，然而现实中弱者自证的举证制度又令多少人进退维谷？……

　　弱者权益法律保护机制应该有基于弱者角度出发的理念，即弱势人群的生命与健康、生存与发展、自由与尊严不容侵犯，违背者———不管是任何人、任何组织乃至政府———都要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而以司法调节手段抑制垄断权力的恶性扩张、帮助弱势人群平等地参与社会竞争，遂成为社会正义的重要实现手段之一。据此制订的弱者权益保护法，必定是简明易懂、可操作、便于弱势人群使用的，是从起诉条件、管辖原则到责任认定、诉讼时效等等，都充分考虑到弱势人群承受能力的，是能够让弱势人群通过判决的执行获得实际利益的。

　　当然，如果没有公正、廉洁、高效的司法审判体制，所有这一切都只能成为理想中的“乌托邦”，由此我们不难体会“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深刻含义。而足以溃败这道防线的腐败无疑是弱势人群获得法律救济的头号公敌，因为弱势人群在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在贿赂法官的角逐中也一定会败北，也正因为如此，弱势人群成为反司法腐败中最坚定的一群。近些年从落实公开审判、严格程序、力行回避制，到当事人主义、法官序列化管理，以及外在的法袍、法槌的西化，司法改革一直成为社会生活中引人瞩目的焦点，也给普通百姓对社会公正的期待添上许多亮色。我们相信，如果即将到来的新一轮的改革能够更多地关照普通百姓的福祉，更多地倾听普通民众的心声，必能获得来自基层的更广泛的群众支持，也必能建立一套真正符合国情的、有助于推动整个社会改革的司法制度。人一出生便存在天赋、体能、家境、教育机会等差异，并由此导致步入社会时实力与竞争力方面的不平等，而经济改革以及社会制度的改造亦会使一部分人受惠较少、一部分人甚至利益受损，所以我们应该正视我们社会存在着贫困者、失业人员、游离于城市边缘的农民、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人群的现实，并通过法治的途径去帮助他们保护自己的权益，使他们能够依靠司法正义获得诉讼的利益，依靠法律援助改善不利的处境。而保障弱者的权利，增进他们的福利，并帮助他们自强自立，是公平竞争原则之外，维系市民社会的另一大基本原则。

　　（来源：马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