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9月7日电（记者季明崔砺金）长久以来，西方学术界一直以“peasantry”（传统农民），而不是“farmer”（职业农民）称呼中国农民。如今，中国经济最活跃的长三角地区正涌现出一个日渐扩大的职业农民群体，他们使过去的翻译惯例面临挑战。

　　浙江人陈文新就是这个新兴群体中的一员，一年前他在上海近郊承包了1．3公顷土地种植绿化苗木。与传统农民不同，陈拥有一栋两层高的办公楼，每天他和他的8名雇员在此准时上下班，大家在下班时总习惯先洗个澡，换下工作服后再回家。

　　“我生下来就是个地道的农民，10年前因为种田的收益太少才开始经商。”45岁的陈文新皮肤黝黑，还留着过去生活的印迹。“如今上海到处都是绿化工程，苗木种多少就能销多少，我这才回来重拾旧业。”按照陈在公司网站上公布的计划，明年他还准备将承包的土地面积扩大3倍。

　　根据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的经典定义，“peasantry”们的主要追求在于维持生计，他们是身份有别于市民的群体。而“farmer”则充分地进入市场，将农业作为产业，并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使报酬极大化。

　　千百年来“peasantry”始终是构成中国社会的主体，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让他们可以衣食无忧，但致富却仍是一种奢望。新涌现的“farmer”却希望通过市场经济改变“农民无法致富”的“定律”。

　　如今的长三角地区活跃着两类“farmer”：一类农民大多是长三角本地人，他们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市郊经营园艺、鲜活食品、经济作物、创汇农业等，劳动附加值高，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完全市场化。另一类则主要来自邻近长三角的江西、安徽等省，他们是“季节性”的职业农民，遇到农忙时节就会来到农村劳力短缺的江浙帮助播种、收割，他们因此而得到“务农工资”。

　　上海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吴志冲研究员认为，长三角地区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中国的职业农民率先出现在这里的主要原因。长三角是传统的“鱼米之乡”，农业生产发达，近年来高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使得长三角对于农业的需求与日俱增，加之此地已形成完备的市场规范，职业农民可按市场规律在农产品交易中获利。

　　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农民的职业化程度就越高。以商贸业著称的浙江省义乌市按照户籍目前有50万农民，但其中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常年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决心干农业的，”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主任杨林章说，“道理很简单，不愿干的早就出去经商了。”

　　义乌市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将职业农民的规模“精简”到5至8万人，杨林章解释说：“这样才能保证种田真的有利可图。”此外，由于职业农民耕作的大多不是属于自己的土地，义乌市还将加强对这部分人的社会保障，让他们在“失业”时可以拿到救济金。

　　“是否自愿选择农业作为职业是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的最大区别。”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系于冷教授说。过去的中国农民大多源自“无奈的世袭”，现在自上海开始的农村户籍制度改革为“peasantry”的消失解除了第一道枷锁，而社会保障从城市向农村的延伸也让职业农民能够后顾无忧。

　　“从peasantry向farmer的转变，实质上是农民由‘身份’向‘职业’的转变，中国农民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利，这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意义深远。”于冷教授评论说。（完）（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