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摄影记者黄巍俊被“飞车党”围殴消息见报后，广州社会各界反响强烈。昨天，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蔡东士代表省委、省政府到医院慰问我们这位年青的同事。我们的许多同行以及许多市民也给予他赞美和鼓励。

　　对此，我们衷心地道谢。同时也要庄严地承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每一名《新快报》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也是《新快报》在广州安身立命的根本。有大家的支持，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三天前，东山警方在英雄广场举行罕见的严打整治誓师大会。

　　昨日，多家媒体在显要位置发表了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的强硬讲话，公布了广州市加强社会治安工作的八大措施（包括今年增加2000警力等）。

　　市民当拍手称快。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就如何打击“飞车党”方面，针对性似乎稍嫌不足———而从我们的调查分析，“飞车党”猖獗堪称近期广州治安焦点，民愤最大。如何治这个“标”，关乎进一步综合治“本”，不可不慎。

　　具体方案自不必门外汉置喙。赘述几句观念上的东西。

　　无疑，摩托搭客营运有非常多的不好，比如诱发交通事故、影响广州形象等等，现在更是被斥为“‘双抢’案件的温床”，“‘摩的’不除，‘双抢’难绝”。

　　这些观点，大抵上是不错的。但决策前似应考虑两个问题：其一，可行性如何———出一纸空文，或搞一阵风，于事无补，且损了政府威信；其二，时机的选择———民愤大可以是时机，因为即时性的群众基础好，但也可能不是好的时机，因为这个时候不够冷静，影响判断。

　　广州一向禁止摩托搭客营运，但事实上从来没有真正禁绝过。最主要的原因无非两个：一是交通环境给“摩的”提供了天然的生长空间；二是相当一部分市民及大量外来人口基于收入所限对“摩的”有较强的依赖性。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绝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因此，纳入管理地“疏”，也许比一刀切地“堵”更现实。（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