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8日电（记者 王军）

　　“文人相轻”背后的主题

　　世界级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合作伙伴亨利·考伯前不久来到北京，在清华大学的学术演讲中，试图为一个世纪以来引起人类复杂情感的摩天大楼开一个“处方”。

　　“应该看到，当一个高层办公建筑以一种统治性的姿态介入公众生活时，它本质上还是一个私人的建筑：除了地面层之外都不被大众接近，内部也无任何公共用途。为解决这个问题可做的努力，就是人情化摩天楼，赋予其一个良好市民应有的风范。”这位以设计摩天大楼而著称的美国国家设计院院士，抛出了一个“市民摩天楼”的概念。

　　可是，仅过了一个月，同样是在清华大学，亨利·考伯就遭到了他的同行、2000年普利茨克奖得主瑞姆·库哈斯的讥讽：“听说前段时间有人在清华大学说大众化的摩天大楼，这可能吗？你们根本就不要信他！摩天大楼在美国已是一团糟，让我们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加强合作吧！”

　　说这番话时，这位来自荷兰的建筑大师拿出了他设计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办公楼方案，这确实是一个人们从未见过的摩天大楼样式：两幢大厦在高空横挑70米进行连接，组成高230米的环状巨构。

　　在解释这个“古怪”结构时，库哈斯强调的是这个摩天大楼的开放性与社会性，以及它如何更好地与城市生活融合。这不正是亨利·考伯所说的“市民风范”吗？

　　显然，这是一次典型的“文人相轻”。而故事之外的主题更值得关注，那就是一个世纪以来，人们早已熟悉了的摩天大楼的形态就要发生转折了，而其发生地就在北京。

　　是技术成就还是社会问题

　　“9·11”恐怖袭击事件使得世界各地竞相建造“世界第一楼”的热度陡减。人们普遍对摩天大楼的安全性能产生了怀疑，学术界分成了两派，一派彻底否定了摩天大楼这种建筑样式，一派则强调摩天大楼存在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之中寻求完善。

　　其实，这样的争论已缠绕了人类一个多世纪。1851年，电梯系统发明，19世纪末，钢铁工业发展，使得建筑向高层发展成为可能。1885年美国建成高55米的芝加哥家庭保险公司大楼。此后，人类的建筑高度在1931年长到纽约帝国大厦的381米、1974年长到芝加哥西尔斯大厦的443米、1996年长到马来西亚吉隆坡石油大厦的450米。

　　就在这些庞然大物展示着人类惊人技术成就的时候，对它们的诋毁也如潮水般涌来。上世纪70年代，美国建筑界就发生过一个重要事件――以著名建筑大师菲力普·约翰逊为首的一大批建筑工作者拒绝在美国设计摩天大楼。

　　对摩天大楼的批评集中在内部拥挤、上下困难、设施费用大、阻碍邻里交往、难以消防救灾和预防犯罪等方面。日本的医学专家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住在高楼内的儿童因脱离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其身体和智力发育水平相对要低，住在高楼内的老年人因活动空间有限，健康也受影响。

　　各种批评意见已逐渐得到建筑界的重视。上海金茂大厦的设计单位、美国ＳＯＭ建筑事务所的著名结构工程师法兹勒·康承认：“今天建造190层的建筑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困难。要不要盖摩天大楼或在城市里如何处理摩天大楼，并不是工程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

　　“这注定是一石击起千层浪的作品！”

　　“9·11”事件之后，摩天大楼的命运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悲剧发生后不久，美国华盛顿召开了一次高层建筑研讨会，与会的美国建筑专家认为，人们对高层建筑的信心不应被恐怖事件吓退，抗冲击能力有限不应成为阻碍高层建筑发展的原因，高层建筑会遭飞机撞击，但低层建筑也不例外，今后设计建造的高楼抗冲击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人们应该信任高楼的安全性。他们同时提出了摩天大楼的发展方向，即如何把高楼大厦设计成一个功能齐全的“楼中之城”。

　　正是怀着这样的想法，摩天大楼的捍卫者亨利·考伯来到北京，在清华大学提出了“市民摩天楼”的概念。而比他晚来一个月的库哈斯则更为彻底，他提出了一个已能着手建造的“楼中之城”――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办公楼方案。

　　这个在高空中进行连接的新型摩天大楼，颠覆了以往它的同族一柱冲天的样式，使建筑物内部空间更为丰富，联系更加密切。为降低大厦的运营成本并增加盈利的可能，库哈斯在其中设计了一个供旅游者观光的环形通道，并努力使之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为业主创造更多的商机。

　　人类的一场新的建筑实验就这样展开了，而它发生在北京，正缘于中国当前在世界“一枝独秀”的经济发展及其更加开放的姿态。

　　“我觉得历史一定会记住这个时刻。”库哈斯的助手、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学者赵亮对新华社记者说，“许多年后我们肯定会发现，只有在此时此刻的北京，全球大概也只有在这么一个地方，会发生这样一件事情：让一个别人可能认为是疯狂的建筑师设计出这样一个大家没有想到的、毁誉参半的建筑。这注定是一石击起千层浪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