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我们来到涞源二中教师郑青梅简陋的家中时，她正在读一封信。这是她的学生、现就读于哈尔滨建筑大学的苏艳霞写的。苏艳霞忘情地写道：“您是世上最好的老师，您就像我的妈妈……”

　　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读读这些来信，是郑青梅最大的享受。“现在我已经45岁了，身体不好，双腿发肿，两手发凉，眼睛有时也看不清，手有时捏不住粉笔。有时我也在想，是不是该歇歇了？可一想这些孩子……”

　　“二十七年没有缺过一堂课”

　　1976年高中毕业后，我背上铺盖卷，翻山越岭到离县城25公里的上下台乡去报到，成为一名代课教师。

　　我深知自己学历低，自己先学好才能教好学生，不然会误人子弟。当时我一个月才挣30多元钱，但我拿出大部分钱来买书、买磁带。在别人鼾然入梦时，我还在备课、查资料；在别人散步闲聊时，我还在背单词、听录音。

　　1980年，县里每隔两周要对英语教师培训一次。我的学校离县城远，得翻过一道道山梁。每个星期六的早上，我都带上干粮，一个人在羊肠小道上赶路。坑坑洼洼的山路硌得脚生疼，腿上经常被路边的蒺藜划得血迹斑斑。远点累点我倒不怕，怕的是在到县城六七个小时的路上经常见不到一个人。有一次一条蛇挡住了我，吓得我在那儿足足等了20分钟，可一想无论如何不能耽误培训，我咬了咬牙还是走了过去。就这样我一直坚持了半年。

　　由于教学成绩出色，我被调到北城子中学任教，后来又调到涞源二中。27年了，我没有耽误过学生一节课，就连和别的老师调课也很少，我怕打乱学生的学习习惯。2001年，我得了严重的腹积水病，喝了水吸收不了，脸色发黑，眼睛都凹下去了，肚子涨得像7个月的孕妇。到医院一检查，医生非让住院治疗，学校也强令我休息。可我那帮孩子再过100多天就要中考了，我放心不下。上午挺着大肚子去上课，下午去输液，晚上还去辅导学生上晚自习。就这样，病治了一年多还没完全好。

　　祸不单行。2002年3月，我又得了类风湿病，腿疼得走不了路。别人都劝我去外地看病，可我还是放心不下这帮孩子。从家里到学校短短不到1000米的路，我有时要挪半个小时。学生们知道后，每天都有四五个人到家搀着我去学校，然后再把我送回去。校领导知道劝我也白劝，便准许我坐着讲课。可我怕坐着讲效果不好，便哆哆嗦嗦站着讲，直到黄豆大的汗珠流下来，实在坚持不住了，才坐一会儿。学生们都哭了。

　　有人曾问我，你教了这么多年书，出了那么多成绩，怎么还是小教高级啊？至少也该是中教高级啊？我也知道，职称和工资挂钩。可我实在抽不出时间啊，外出进修得耽误学生的课。看到我的学生连续18年拿全县第一，我对得起学生，心里也就平衡了。

　　“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一些老师都偏爱那些成绩好、听话的乖学生，不愿对那些调皮捣蛋、成绩差的孩子费劲。我总想，教书育人是一名教师的天职，教师眼中不能有“好生”、“差生”之分，要一样给他们关心和爱护。

　　有一名学生由于违纪被别的学校劝退，他父母听说我教得好，便把孩子送到了我这儿。可这孩子实在太难管了，吸烟、喝酒、打架、偷钱，还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有一天晚上下着雨，他把宿舍的人都赶出去，乱打乱砸了一通，还往饭盒勺子上撒尿。

　　我一直在寻找机会帮助他。一次，他又喝得不省人事、酒精中毒，我赶紧把他送往医院，多亏抢救及时才脱离危险。住院期间，我怕他父亲打他，没敢告诉他家人，自己为他付了住院费用，并给他送饭、喂药。他第一次哭了。我与他谈心、交朋友，劝他别破罐子破摔，要相信自己。我还特意在课余时间单独给他辅导，唤回他学习的兴趣。渐渐地，他在课堂上能专心听讲了，我也给他提一些简单的问题，答对了就及时予以鼓励。这个学生后来考上了师范，他临毕业时对我说：郑老师，是你救了我，要不是你，我可能早成一个废人了。

　　教导差生，得时刻注意方法。有一次快过年了，一个宿舍里丢了20元钱，同宿舍的人都说是一个家里穷的孩子偷的。我利用晚自习的时间召开主题班会，给学生们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讲了小时偷针，大时偷牛的故事。结果第二天晚自习后，那个穷学生偷偷叫住我，塞给我一封信，里面有20元钱，并叫我给他保密。

　　我有时也犯错误。有一次上晚自习，我拿着一个学生的习题给同学们讲。一边讲一边提醒这个学生注意改错，说得这个学生脸都红了。下晚自习后，我去查宿舍，发现这个学生面朝窗户嘟囔：真讨厌，这个错了，那个错了，丢死人了！一回头却发现我站在后面，小脸都白了。我赶紧说，快睡吧，时间不早了。第二天一早，她就到我办公室去承认错误，我却说，是老师不对，老师没有顾及到你的自尊心，请你原谅，老师以后会注意。

　　爱学生，就要爱所有学生，不管他成绩好与坏，不管他贫穷还是富足，他们都是我的孩子，都要平等地受到教育。

　　家人，我欠你们太多

　　由于我这些年把心思全部用在了教学上，家里事都靠给我丈夫了。我丈夫原来是个司机，以前一出差就好几天。后来他看到我整天顾不上做饭，身体也不好，就连孩子也跟着我饥一顿饱一顿的，后来他就不出车了，专门在家料理家务。

　　我知道，我丈夫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为了我。199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

　　回到家已是11时多了，看到丈夫在发高烧，气喘吁吁，憋得都快喘不上气来。我正准备送他上医院，突然几个学生跑到我家大声喊：李雪锋同学烧得快不行了。一边是丈夫，一边是学生，我狠了狠心，一跺脚跑到了学校。把这名学生送到医院输液，病情好转后，已经是凌晨4时多。回到家，我又想到上午还有课，便跟丈夫说，你再忍一忍吧。等上完课，我才找了辆拉车，把丈夫拉到医院。

　　到了医院，医生告诉我，丈夫是急性肺炎、胸膜炎，肺部被烧得都有了大白泡。由于治得不及时，我们多花了1000多元钱。我也知道自己对不住丈夫，但他过后并没往心里去。因为他知道，我就是这个性格。

　　1995年10月，我11岁的儿子走路不小心摔得手腕骨折，接了两次都没接好。每次接骨，都得把骨头再拉开，看到儿子撕心裂肺的样子，我的心都碎了。第三次接骨时，我上课的时间快到了，我又要坚持上课。丈夫终于忍不住了，第一次骂了我，那堂课，我是含着泪上的。

　　几天后，丈夫要出车，孩子还要照顾，这对我来说困难更大了。白天我就把孩子带到办公室，可是到了晚上，北风呼呼的，伸手不见五指，孩子挎着受伤的胳膊，总是哭喊着说：我不去学校，我冷，我怕，我要睡觉。每次我还是说服他跟我上学校。等到下晚自习时，孩子常常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我背着孩子回家，心里酸酸的。作为一个母亲，我深感内疚。

　　可是一看到孩子们纯真的脸，我又充满了力量，他们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本报记者　胡博理　本报通讯员　邓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