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立东

　　自两年前的9月21日开始，在哈市康安市场做买卖的业户就被弄得无所适从了。原因是：哈尔滨康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出现两套人马收取管理费，一拨儿前脚刚走，一拨儿后脚又来了，而且，两伙收费人员持有的都是该企业的正规手续。

　　一年前的3月8日、9日，一些细心的读者让康安商贸公司搞懵了。原因是：他们在这两日的哈尔滨同一家媒体的同一版面，同一位置看到两则仅仅一字之差的“声明”，8日说该企业的公章“丢了”；9日说该企业的公章“没丢”。

　　据知情人讲：康安公司目前是“两套班子”在行使权力。一套是股东依法选举产生的董事会，另一套是部分股东自发组织的“公司领导班子”。可是，两套班子谁都没有取得法人执照，至今企业法人还是已去世三年的原董事长的名字。两套班子将象征着公司权力的公章各执一枚。房产证、土地证等公司要件亦分别持有，彼此牵制，互不相让。业内人士也搞不懂：康安公司是国有控股还是民有民营？

　　康安公司简介

　　哈尔滨康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以出租经营场地收取管理费为主要经济来源的股份制企业，其经营载体是紧邻大发市场的康安市场。该公司是在原哈尔滨百货批发站破产后组建的新企业，现有职工563人。其中，在册职工380人，离退休职工183人。据初步统计，自1996年至2002年公司总收入为1600余万元，支出1900余万元。累计亏损330余万元。目前，职工已连续两年没有开支。企业持续亏损。

　　康安公司组建之初，在哈尔滨市政府支持下本着“新企新制”的原则，将563名职工优先以实物形式分配到的1320万元职工个人股与90万元国有股于1996年4月成立哈尔滨康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公司：董事会靠边站？

　　1996年4月12日，对于哈尔滨百货批发站的全体职工来说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这一天，伴随着由全体职工参股的新企业的诞生，“哈百批”人的身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他们不再是吃大锅饭的国企职工，而摇身变成了企业当家作主的股东。这一天，康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届股东大会选举王尔生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破产后的“哈百批”在甩掉一亿多元的债务后以脱胎换骨的崭新姿态重新杀入哈埠商圈。

　　2000年7月，康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尔生不幸病逝。不久，第二届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可是，第二届董事会工作开展不力，公司内部矛盾尖锐，经营不见起色。一年后，董事会集体辞职。

　　从此，康安公司陷入无序状态，内部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愈演愈烈。2001年9月15日，在几经周折后，康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选举工作终于在哈尔滨市商委工作组等有关部门的协助下举行。遗憾的是，两派斗争致使选举失败，票箱被砸，工作组被赶走。2001年9月21日，康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中完成选举，李玉华当选董事长兼总经理。此后，以原公司副总经理高先娥为代表的公司“领导班子”与李玉华为代表的公司董事会的斗争由幕后逐渐走向台前。

　　以上届副总经理高先娥为首的康安公司部分股东不承认董事会的合法地位，坚决反对新当选的董事会执掌公司大权，另行组织部分股东成立公司“领导班子”与董事会一道同时参与公司管理，与新一届董事会争夺费源。康安公司的经营处于极端混乱的局面，业户无所适从。

　　8个月后，第三届董事长李玉华辞职，他委托董事会成员陈国万代理董事长职务。据陈国万介绍，此间康安公司的经营和管理均处在了无序状态，以陈国万为首的董事会带领市场科、财会科到业户中收取管理费时，遭到了以高先娥为首的“领导班子”的强烈反对，高先娥自行组织公司部分股东到业户中收费，降低收费标准。比如，精品屋的收费按规定为每月3000元，而“领导班子”的收费仅为2700元。为争夺费源，“领导班子”领导下的成员采取拉闸停电等手段威胁业户到其势力范围内交费。

　　2002年7月28日，康安公司“领导班子”将陈国万代理董事长赶出康安公司，将董事长办公室焊上，科室上锁，不许董事会参与公司管理。至此，康安公司董事会退出康安公司“政治舞台”，代理董事长陈国万、总经理张岩只好在“外围”开展工作。

　　康安公司，姓公还是姓私？

　　康安公司董事会与“领导班子”形成对立局面后，各种矛盾日益凸显。

　　首先，“领导班子”以非常手段夺取了公司权力的象征物———公章。接下来，以李玉华为董事长的董事会又重新刻制出一枚公章，两套公章同时在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活动中发挥作用。于是，出现了前文所述关于公章“丢失”和“没丢”的媒体声明。接下来，康安公司的权力要件分别以不同的手段落到了“领导班子”和董事会各自的手中。

　　然而，董事会与“领导班子”关于企业管理权的争夺不仅仅限于形式上的拥有，企业法人代表的工商注册成为双方权力争夺的战略高地。

　　当董事会代表到工商部门办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时，工商部门要求其提供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和更换法人代表的申请书。待董事会提供上述要件时，工商部门的答复是需提供企业原有的法人执照。可是，该法人执照却在“领导班子”处掌握。而“领导班子”不肯出让自己的权力。

　　无奈之下，董事会采取投诉、举报、控告等形式向公安、法院、纪检、检察机关反映康安公司“领导班子”的种种“罪行”。然而，有关部门的答复却令“董事会”大为失望。公安部门答复，这是你们企业内部的矛盾，公安机关无权过问；法院认为董事会无权作为诉讼主体，因为没有取得法人资格；纪检、检察机关则告之：你公司不能确定是国有控股企业，纪检检察机关无权受理此案。那么，康安公司是国有控股企业还是民有民营企业呢？

　　康安公司，一个四不像企业

　　康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问题并非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2002年5月23日，哈尔滨市商业委员会曾派出调查组对该公司两套班子并存的现状进行过调查。调查显示，康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组建时是以原破产企业哈尔滨百货批发站固定资产作为实物分配给职工个人入股的股份制企业。其中，职工安置费为640万元，离退休人员养老金为680万元，共计1320万元。哈尔滨市商委和康安集团分别投入50万元和40万元作为国有股，股本总额1410万元。

　　新企业在办理营业执照时，工商部门对国有股权比例提出异议，认为商委及康安集团只投入90万元，国有股份没有超过股本总额的51%%，不能算国有控股。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届董事会研究决定将离退休养老金680万元作为国有股，国有股由此变成了770万元。

　　哈尔滨市商委调查认为，康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不够明晰是导致企业内部分裂的主要原因。其焦点是，康安公司组建时，为离退休职工以实物形式留下来的680万元养老金，究竟属国有股还是属离退休职工个人股，此为矛盾激化的导火索，也是该企业的症结所在。

　　哈尔滨市商委提出解决该企业矛盾的途径有三条。一是如果认定680万元为国有，则由控股单位选派国有股代表，深入企业了解情况，筹备新一届股东大会；二是民有民营，如果680万元被界定为离退休人员个人股，企业为民有民营，则把企业交给职工，由职工自主管理；第三，就是二次破产。

　　2003年7月15日，康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领导班子”又“调整”了。

　　在一份标有“哈康商字（2003）第1号”《关于调整公司领导班子人事安排（的）通知》上记者看到如下内容：根据2003年7月12日中层干部会议研究决定，调整后的公司领导班子人事安排如下：高先娥为总经理；张越为总经理助理；崔云峰、石荣新、黄敬波、刘亚和为副总经理。

　　据知情人透露，这是康安公司“领导班子”近两年来第N次调整。记者注意到，在这次领导班子调整中，作为股份制企业的康安公司只字未提“董事会”、“股东”这样的关键词。

　　无论怎样，一个企业两套班子的局面不应存在，非法把持股份制企业领导地位的任何组织形式不应延续。因为，损失，不仅仅是带给康安公司股东的。（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