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联斌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藏，但也有其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官本位”意识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种官场痼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像幽灵一样，徘徊在部分干部的心灵空间。要彻底铲除这种幽灵，就必须认真分析地批判产生它的历史文化根基，肃清其影响，牢固树立“官为民仆”的从政理念。

　　“子民”文化是“官本位”的主要支柱。在中国，“子民”文化作为一种政治道德文化，在传统文化中有很深的根基，以至于成为几千年来中国维系吏民关系的重要价值理念。就“子民”的本意来说，是强调官吏要“爱民如爱子”。如《礼表记》中说“子民如父母”；《汉书·西域传第六十六上》说，“夫德莫大于有国子民，罪莫大于执杀使者”；《明史·本纪第三》说，“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菜根谭》中也讲“居官不爱子民，如衣冠盗”等。中国古代兵法也强调要“爱兵如子”，如《孙子兵法》中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这种吏为“父母”、民为“子”的关系定位，无疑是对历史的颠倒，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新中国成立后，被颠倒了的历史又被颠倒过来了。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但是还要看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子民”文化的影响还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尤其是在某些干部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例如，有些干部有意或无意地颠倒了“主”“仆”关系，常以“父母官”自居。他们或是高高在上，唯我独尊；或是要群众奉献各种“服务”和“尊敬”。有的虽然也为人民做了或正在做着不少的好事，但是并不是以人民公仆的姿态去服务的，而是抱着“救世主”的恩赐观念、好“父母官”的人格情结来为民“作主”的；当然也就更陶醉于人民的感恩戴德了。凡此种种的“子民”文化意识，都是与人民公仆的要求相悖的。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谓“人民当家作主”，也就是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利益，等等。毋庸置疑，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将人民的价值、人民的权威推向了至高无上的“主人”地位。“公仆”是为“主人”服务的，我们的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树立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符合我们国体政体的本质规定，也才能谈得上“执政为民”。因此要做一个称职的“人民好公仆”，必须牢固确立“官为民仆”的从政理念。稿件来源：光明日报（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