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彪

　　状元者，古代科举考试第一名也。在成千上万的读书人之中一路过关斩将、拔得头筹，自是难之又难。正因为如此，历代考中状元者都是骄子中之佼佼者，甚至可以说是人中龙凤。当事人及其家族自然无上荣光，出状元的地方也会因状元坊第的修建而声名鹊起，名闻遐迩，成为人杰地灵的代名词。翻检历代地方志，这类地名着实不在少数，这大概就是名人效应吧。

　　在科举制度日趋完善的宋朝，状元地位之崇高，恐怕很难用语言加以描述。两宋时期，科举放榜之日，“状元一出，都人争看如麻。”（《钱塘遗事》卷10）整座京城都为之震动，遑论其他。考中状元者能得到皇帝御赐诗文或其他墨宝，官职任命也是特殊处理。通常情况下，状元无论年龄多小，均可直接为官，担任一任地方官后便可回到中央，甚至直接进入馆阁，一生官运亨通。这确如宋人所说，“状元试三场，一生吃着不尽。”（《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卷5）

　　然而，两宋三百余年百余场科考的状元几乎都是寒门子弟，这倒是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一般而言，宋代参加科考的士子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有各种政治背景的特权阶层子弟，其中包括官员子弟、赵宋宗室等；二是平民子弟。事实上，单就考试成绩而言，并非历次科场都是孤寒举子独占鳌头，只是因为宋朝政府采取了特别举措限制“贵家”子弟，才使平民子弟更容易崭露头角。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认为，“贵家子弟，唯知饮酒、弹琵琶耳，安知民间疾苦？”（《涑水纪闻》卷1）在他看来，权贵子弟极不中用，毫无真才实学可言，更不具备治国安邦的才能。这种理念当然有些偏激，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宦子弟自身素质确存在问题。于是，宋朝禁止赵姓金枝玉叶参与科举考试（宋神宗以后方允许远房赵姓宗室参加科举考试），同时采取诸多措施抑制“势家”，如宋初即规定凡是官宦子弟考中科举后都要经过复试方能录取。此后，这方面的限制愈来愈严，一定品级以上的“食禄之家”子弟不仅要单独进行考试，以便考察其学业之优劣，而且即便考中进士后也还要另行组织测试，以防舞弊行为。至宋真宗时期，翰林学士梁灏之子梁固参加礼部考试取得第一名，原则上应该成为状元，但在此之前他已经被皇帝赏赐了进士出身，这种特殊而棘手的情况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后来逐渐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所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有官人”均无资格得到状元头衔，即便考试成绩最好，也要降低名次，然后依次递补其他普通举子为状元。就所见资料来看，北宋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在宋徽宗时期，政和八年（1118年）放榜，徽宗之子嘉王赵楷考第一，颇具艺术天才的赵佶钦点状元时，决定不让宗室“魁天下”，于是钦定第二名为状元。但意外的是第二人颜天选也是“有官人”，皇帝金口玉言，百官自是不敢提出异议，结果就“点错”了状元。

　　宋朝历代皇帝几乎都以奖掖孤寒、抑制势家自诩。但平心而论，官宦子弟并非都是无能之辈，他们当中不乏才华横溢、出类拔萃之人。但他们生活环境优裕，与寒门子弟存在天壤之别，不知民间疾苦也在情理之中。不少日本学者就将中国的宋朝称为“平民社会”，其重要依据之一便是很多普通百姓子弟通过科举改变了自身及其家族的命运。这当然是社会巨大进步的表现。宋代帝王的用意十分明显，就是吸引更多的社会精英参与国家管理，以期拓宽统治的基础，达成社会的和谐、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宋朝的“平民”状元现象是耐人寻味的。稿件来源：光明日报（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