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汝富

　　重视法律传播与法律教育是中国古代的优良传统。在法律传播与法律教育中重视把制度化的法律条文诠释为日用常识，通俗易懂，并使之潜移默化为普通民众的一种生活习惯，促进其人格养成，也是中国历史的特色。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法律体系不断复杂化的阶段，而科举制度又将其摒弃于考试内容之外，因此，庞杂的律例知识不仅不易为百姓所知晓，对士大夫阶层来说也非常陌生。怎么办呢？明代朱元璋在审阅《律令直解》时，反复叮嘱司法官僚：“律令之设，所以使人不犯法。……直解其义，颁之郡县，使民家喻户晓。”“今吾以《律令直解》遍行，人人通晓则犯法自少矣。”（《太祖实录》卷二十八）清代雍正皇帝在《圣谕广训》中则强调，“平居将颁行法律，条分缕析，讲明意义，见法知惧，观律怀刑。”为了贯彻落实士民学法、知法、守法，《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都在“吏律”中明确规定了“讲读律令”的具体要求。但要真正落到实处，就必须把律例知识中非常详细的规范性条款转化为民众的日用常识，而这无疑是一项十分艰难细致的工作。在明清时期，地方政府通常是通过以下几条途径来实现上述目的。

　　首先，层层颁布封建帝王谕旨的榜文，频繁申示守法的必要性。这是最直接也最简洁表达法律意志的方式。如朱元璋在洪武三十一年颁布《教民榜文》，“今出令昭示天下，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须要经由本里老人、里甲断决。若系奸、盗、诈伪、人命重事，方许赴官陈告。是令出后，官吏敢有紊乱者，处以极刑。”这个《教民榜文》包含丰富的法律内容，实际上是一个压缩了的律典文本。其最显著的特点是避免了律典规范过于僵化，增添了接近百姓生活的鲜活内容，使之更容易消化和接受，并且赋予地方里老在申明亭讲解律例、训诫莠民、仲裁案件的权力。清代康熙曾经颁布“圣谕十六条”，把百姓最容易冒犯的一些禁止性行为，浓缩为十六条歌谣式“圣谕”，使民众耳熟能详。雍正在此基础上逐条加以解释，写成万言《圣谕广训》，其中对“讲法律以儆愚顽”作了如下阐述：“盖法律千条万绪，不过准情度理，天理人情心所同具，心存于情理之中，身必不陷于法律之内。……惧法自不犯法，畏刑自可免刑。”明清时期各地城郭、乡村每晚守夜的更夫，还不停地向辖区民众唱诵榜文圣谕，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不教而诛显然是违背天理人道的不祥之举，如何教化子民，使之从善如流是牧民天职。

　　其次，地方各级衙门刊布简明扼要的法律知识读本，对律例内容进行一定的提炼加工，以方便百姓学习了解。律例条文日益繁多，民众不可能了解其全貌，地方衙门有责任进行一定的筛选和精化，并采取恰当的传播方式，使民众更容易接受。明代中后期，就针对农村土地买卖纠纷甚至土地盗卖犯罪严重的情形，在采取传统的税契确权的同时，在产权凭证“契尾”上面又刊布有关法律要求。崇祯十二年歙县土地买卖契约中还附有户部“酌采契纸之议”的（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