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一个有利于反腐败的制度平台。而这其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正是要大大降低反腐败的成本。只有当反腐败的成本低于腐败的成本时，这一工作才能真正有效率地推进

　　以交易成本理论思考我国的公共管理的运作实践，应当对交易成本的考量和选择成为实施具有高效率和高效能的公共管理活动的杠杆、驱动力和调节器。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需要设计科学的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或是说建立这样的制度平台和政策平台

　　经过交易成本考量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应当符合民主和法治的原则。一方面应能使政府的决策最大限度地避免失误，使公众对政府及其官员的监督机制达到最优化；另一方面应能使政府的管理运作对公众产生的效益最大化，而对公众的不利影响最小化

　　位高权重的恶官污吏程维高落马，反腐斗士郭光允与之较量八年终于盼到了胜利的一天。郭光允的八年抗争遭受了种种打击报复之灾，这包括被开除党籍遣送劳教两年，亲友近20人因之受牵连。人们在赞誉郭光允疾恶如仇、刚正不阿的可贵精神之时，也不由得痛感反腐之艰难，感叹“反腐成本”之高。

　　这里所说的反腐成本，还仅仅是郭光允的个人成本。实际上，反腐败的成本，还要加上政治社会成本及其他方面的成本。反腐败，是关系到执政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一项极重要的任务。对此，人们已有共识。中央三令五申、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彻底查处，严惩不贷，决不手软，并强调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一个有利于反腐败的制度平台，进一步增强政府和社会的反腐败机制。而这其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正是要大大降低反腐败的成本。理论和实践都可以证明，只有当反腐败的成本低于腐败的成本时，这一工作才能真正有效率地推进。反腐败的成本越是低，就越是证明反腐败的机制和环境得到改善。反之，反腐败的成本愈高，反腐败就愈艰难。

　　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这是毫无疑问的。由反腐败的成本问题推及公共管理的其他方面，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同样严峻而又迫切的问题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应当研究和评估我国公共管理中的成本问题并作出理性的选择。这样的成本问题，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也就是“交易成本”问题。依据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可分为确定交易前需要的搜寻成本、议价成本、缔约成本，以及确定交易后的监督成本、执行成本等。在经济活动中，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中间环节，抑或是改变某个环节，目的都只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

　　把交易成本理论应用于对公共管理的观察和研究，我们可以把公共管理的每一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看作是一个实现“交易”的过程，都需要考量“交易成本”并作出选择和决策。例如，政府制订或执行一项政策、制度或计划，制订或执行一项政府工作的运作方式，其中都类似地存在确定“交易”前需要的搜寻、议价和缔约成本，以及确定“交易”后需要的监督和执行成本，都需要关注、比较和最小化这样的“交易成本”，都需要评估和比较其预期后果所形成的成本。以交易成本理论思考我国的公共管理的运作实践，应当使我们对交易成本的考量和选择成为实施具有高效率和高效能的公共管理活动的杠杆、驱动力和调节器。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需要设计科学的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或是说建立这样的制度平台和政策平台。

　　对于公众和官员的个人行为而言，这样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应不仅使人们明确并且在实践中能切实体现，违反各种社会规则的成本远远大于遵守社会规则的成本，而不是相反。这样，使公众愿意以合法方式实现个人利益而不愿越线犯规，使官员不愿也不敢冒身败名裂、贻害家人的风险以权谋私，不愿也不敢付出不可承受的腐败成本。

　　对政府工作而言，这样的制度安排、政策体系和运作机制能达到如下的成本效应：政府的运作应能实现公众利益最大化，而付出最低的政治成本。换句话说，政府的运作方式和政策安排，在确保对国家安全和政权合法性基础的维护，对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的保障，对社会的和谐稳定的维护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优化经济成本，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

　　对整个公共管理体系而言，这样经过交易成本考量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应当符合民主和法治的原则，符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一方面，应能使政府的决策最大限度地避免失误，使公众对政府及其官员的监督机制达到最优化；另一方面，应能使政府的管理运作对公众产生的效益最大化，而对公众的不利影响最小化。这就需要促进和增强公共管理的民主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有效性和法治化，说到底就是要达到“善治”。善治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最佳状态。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毫无疑问，公民愈是能充分获得有法律保障的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参与公共事务，公众对公共管理的参与和监督就愈是有效，有关的公共决策就愈是具有可靠性和可行性。在这样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框架之下，我们不应当再看到郭光允们抗恶斗邪如此艰难竭蹶，不应当再看到李嘉廷、刘方仁和程维高们能为所欲为地擅权枉法、吞噬国库民财。这就是考量和研究公共管理的交易成本的深意所在。（黄健荣作者为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与行政管理系教授、博导）（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