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首个“世界预防自杀日”

　　自杀情结正在入侵校园　本报实习记者陈晓英　本报记者真东

　　“站在地铁站台上，我就有种想跳下去的冲动。”在北京某重点大学心理咨询室，记者碰到了向心理老师求助的同学小张。

　　小张是个文静的姑娘，在平静的外表下，丝毫看不出她心中的“波涛汹涌”。两次不如意的恋爱，家庭的几番变故，对她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过去的创伤留下的烙印还没完全解除，如果这种无助感、无望感长期积累得不到舒缓，就会产生极端的想法。”从事心理工作多年的苏老师对记者说，“其实是几秒钟的一闪念，当时要有人拉一把，自杀就不会发生了。而问题的关键是，自杀的人未必都肯找人求助。”

　　30人中有17人想过自杀

　　大学里有自杀想法的人为数不少。记者随机调查了人大、清华、北大的30名学生，其中竟有17人有过自杀的想法，甚至想象过自杀的方式和场景。

　　一位网名是“爱上一个敌人”的网友告诉记者，他想过自杀，并且和很多朋友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大学生自杀想法的产生主要来源于两大类问题：一是现实中可以解决但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如升学、就业、爱情、人际关系、与父母间代沟等等；二是现实中不容易解决而且可能长期都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各种性心理、性生理、性取向问题（因为我们从童年到青春期都是没有性教育的，所以这一类问题实际上很多，却又没人愿意说，所以难以解决）、信仰问题、健康问题等等。

　　“踏着铃声进课堂，宿舍里一声不响，互联网上倾诉衷肠。”这是一部分大学生生活的写照。小安的家庭条件优越，学习成绩很好，人也聪明漂亮。在家当惯“小公主”的她把一派骄横的作风也带到了学校。渐渐地，宿舍里的同学都不爱搭理她，渐渐地，她开始整天逃课、沉迷于网络。

　　“我好闷，没人和我说话，只有在网上我才能真正释放自己。”小安至今还无法从这种苦恼中摆脱出来。

　　“人际关系紧张、学习焦虑、就业问题和家庭贫困等等都有可能造成心理障碍。”苏老师说，“如果得不到适当的引导，就可能越来越往极端的方向发展。”

　　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

　　大学里还流行一个词———“郁闷”。已经上研究生二年级的小赵为自己取了个外号叫“郁闷生”。考试通不过，郁闷；失恋了，郁闷；挨批了，郁闷。在某些大学生眼里，生活似乎总是不尽人意。

　　除了普遍的就业、学习压力外，有些大学生自杀的理由很荒唐。2003年3月13日，南宁某高校女大学生因脸上有疤痕遭网友抛弃而跳海自杀；四川某知名大学大二学生减肥不成功而服下安眠药。

　　“建立心理咨询室很重要，不仅大学里要有，中学小学也要逐步建立。”年近古稀已经退休的苏老师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心理咨询的工作。“人民大学的心理咨询室成立得比较早，做得也很好，我们每天都会约见两到三个学生进行心理辅导。”

　　他们需要倾诉

　　本报记者崔立伟

　　来电咨询的多数是抑郁症患者

　　记者走进位于精神病专科医院———回龙观医院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接线室时，两位接线员正忙着接听电话。

　　“每天都这样，多的时候要有二三百个电话。”接线室的负责人孟梅平静地告诉记者，“中心成立9个月来，我们感到，社会需要这样的预防自杀服务机构。”

　　“来电话的哪类人多？都有些什么问题？”记者问。

　　孟梅面带难色想了片刻，说：“五花八门。各种职业、各年龄段、各个省市的人都有。问题更是五花八门，有的慢条斯理地和你谈心；有的上来就嚷‘我要自杀！请你们通知我的家人’；还有的是请教自杀方法。”孟梅介绍说，就目前情况看，来电咨询的，大多患有抑郁症。

　　“如果咨询者患有抑郁症，中心能采取什么措施呢？”记者问。

　　“我们不可能去给他看病，只能劝他到医院去治疗。”孟梅说。

　　同一人4个月打来62个电话

　　接线员及惠郁是位男同志，烟民。趁着来电间隙，他拉着记者跑到门外过烟瘾。

　　他告诉记者，铁了心要自杀的人是不会打电话来的。来电话的大多是有自杀念头而又犹豫不决的人，所以，要想方设法打消他们的这种念头，这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

　　他说，在这当接线员，你会有很多没见过面的老朋友。有些咨询者会反复打电话来，最多的一位从5月到现在共打了62个电话。

　　“你会明显感到，这些人的生活中缺少朋友，缺少倾诉对象。他们是把我们当成知心朋友了。”及惠郁的表情有些异样，他猛吸两口烟，说，“深圳有个女孩儿，打过几次电话，最后一回，她对我说，我已经决定死了，今天给你打电话没有别的话了，就是想对你们说声谢谢。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来电话……”

　　及惠郁说：“一个人想不开的时候，要是有人能听一听他的诉说，也许会避免自杀惨剧的发生，也许不会成为这里的患者。我想，应该大力提倡关心他人的风气。”

　　媒体最好少写自杀细节

　　采访结束时，孟梅对记者说：“人们自杀的原因很多，这些早已被人们所知，但有一点大家似乎没有足够的认识，就是媒体对一些自杀案件的情节报道过细所产生的副作用。”

　　“刚才咱们说到，有些人来电话和我们接线员探讨自杀的方法，他们常能说出怎样自杀不痛苦的办法，我们就问他是从哪儿知道的，他们说是从报道中看到的。您也是媒体的记者，我这么说，没把您得罪吧？”孟梅不好意思地笑笑。

　　你没有自杀权

　　莫纪宏

　　视自杀为权利古来少有

　　随着人权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入，自杀是否是一种人权意义上的权利逐渐提到了法学研究的日程中。但是，迄今为止，一般性将自杀视为一种权利的观点还是少有的。

　　由于个人的自杀行为会导致以个人的生命的存在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发生变化，进而损害现在的法律秩序，所以，个人的自杀行为是否具有整体上的积极意义并没有得到肯定，因此，从社会的视角来看，对个人的自杀行为不能给予正面肯定。

　　法律不鼓励自杀但不能阻止自杀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没有肯定自杀权，而且也没有对自杀行为产生的法律上的后果予以肯定性承认。所以，法律不鼓励自杀行为。不过，尽管法律不鼓励自杀行为，但是，法律并不能阻止自杀，自杀由于其行为的特征，仍然属于个人行动的范围。法律能够做的就是不承认自杀行为所产生的相关法律后果。

　　自杀不可能成为人权意义上的权利

　　从严格的法理上来分析，安乐死权利与自杀权利是有一定区分的，安乐死权利属于死亡权的一种内涵，自杀权利属于个人自治或个人决定的范畴。安乐死在许多场合下必须以外界的辅助才能完成，不纯属于“自杀”。而自杀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个人行动，是个人排斥社会干预的行为。另外，生命权是以个人的尊严和人格为核心的，而自杀是否定个人的尊严和人格，所以，无法从生命权中有效地推演出自杀权利。

　　总之，一般意义上的自杀权利是以否定个体的人格尊严为前提的，与现代法律所保护的基本人权宗旨不相吻合。现代法律制度不保护消极和否定意义上的个人人格尊严，不赞同放弃个人的尊严和人格的绝对意义上的自我决定论，而是主张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的有机协调。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自杀都不可能成为人权意义上的一种权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法律无法禁止

　　本报记者 薛子进

　　陈兴良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副会长，从事着非常繁忙的教学工作和社会活动。在国际预防自杀日即将来临之际，就社会上有人提出的“自杀权”问题，陈教授匆匆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

　　“自杀权？”刚听到这个概念，陈教授有些不解。沉吟了片刻，他便从法律权利的角度简略地谈了他的看法。

　　自杀是一种自然的权利，不是法定的权利。法律规定了人有生和生存的权利，法律却没有禁止个人选择轻生（即自杀）的规定。因此从法律层面上讲，人有生的权利同时也有选择死的权利。

　　个人因疾病、心理或精神压力等原因自愿选择结束生命（安乐死不同于自杀），法律无法干预。我国传统社会认为自杀行为是不道德的，就是人们常说的“不忠不孝”。但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们已逐步意识到自己具有自愿选择结束生命的自然权利。

　　多点空间多点问候

　　王春光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一个人自杀，不仅仅是他（或她）的生命终结，而且有可能威胁到家庭的生存，导致家庭瓦解，对周围的人带来悲痛。表面上，自杀是一种个人行动。但通过对自杀率的研究，我们会发现，自杀跟一定的社会失范有着密切的关系。

　　人际关系的紧张、道德的丧失、价值的缺位、信仰危机、制度的缺陷、社会两极分化加大等等，都会导致自杀率的上升。因此，我们在看到自杀问题的时候，不仅仅要对自杀者感到痛心，对自杀者亲朋好友表示同情，而且还要深思我们的社会究竟缺了什么？究竟在什么地方出现失范、失序？我们重视和思考这个问题，并采取社会行动去补缺、纠偏。

　　建立和谐、轻松、自由、公平的社会关系，是减少自杀、防止自杀的基础。当然，我们每个人首先要珍视自己的生命，认识到自己的生命有时候对他人的重要性超过对自己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应该建立这样一种制度：让弱者有自己生活的空间，让弱者有表达的渠道，让弱者有得到救助的可能和条件，让强者不要以自己的强势去侵害弱者的权益，缩小社会差距，建立公正、透明的社会关系秩序，重塑社会关怀和责任的价值观。

　　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每个人行动起来，形成一种社会行动，更多地去关心我们周围的每个人，哪怕点一个头、送一个微笑、问一声好、多一点热情和信任，我们的生活都会更加灿烂。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预防

　　重点

　　在农村

　　1、我国自杀预防工作的重点在农村。这是因为：（1）我国农村的自杀率高于城市。实际上，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我国城市的自杀死亡率是比较低的（低于10／100,000），但农村居民的自杀率则相当高（25／100,000左右）。（2）我国64％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3）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国大多数农村医务人员缺乏基本的精神卫生、自杀预防和自杀病人抢救的训练。

　　2、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自杀预防工作。自杀预防工作的涉及面非常广泛，在学术界必须有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医学专家（特别是公共卫生、精神病学专家）的参与，在社区层面必须有政府部门、教育部门、大众媒介的积极支持和配合。社会各界要支持和鼓励有关自杀和自杀预防的研究，并在人员、经费、基本物质条件等方面予以必要的支持。自杀预防不可能成为一个盈利性的工作，需要公共财政的投资和支持。

　　3、要积极建立专业的自杀预防机构。在发达国家，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杀预防机构，但我国仅有北京等城市成立了专业的自杀预防机构。在农村地区，可在现有医疗保健网络的基础上，通过短期培训，增加自杀预防与危机干预的功能，形成自杀预防的网络。

　　4、普及心理卫生知识教育，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我国民众，特别是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素质普遍较低，他们在面对各种心理应激，如严重人际关系问题、婚姻家庭矛盾、学业和事业受挫、重大个人遭遇等问题时，常常不知所措，缺乏正确的应对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技巧。

　　5、消除公众对自杀行为的误解。研究表明，在我国广大群众中，甚至在部分医务工作者中，仍存在对自杀的严重误解，如很多人认为真正想自杀的人不会自己说要自杀，说要自杀的不会真正自杀；又如，很多人认为不要和想自杀的人谈论自杀问题，以为这样会“诱导”处于危机中的人自杀，等等。还有不少的人，对自杀者持强烈的歧视态度，认为自杀是一种愚蠢的行为，认为所有的自杀者都患有精神疾病，等等。这些错误的认识对预防自杀是极为不利的。

　　6、努力提供基本的、可及的精神卫生和自杀预防服务。这一点在农村地区尤为重要。在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目前不仅缺乏基本的精神卫生服务系统，而且缺乏可及的自杀救治设施和技术。一个自杀者被发现以后，往往需要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能被送到有救治能力的医疗机构，而很多自杀者在这两个小时内就死掉了。

　　7、要对基层医务人员进行基本的精神病学和自杀预防、救治知识的培训。目前我国的基层医务人员很少有人接受过精神病学的培训，更缺乏自杀预防的专业知识。基层医务人员常常是自杀高危人群的第一和最主要的接触者，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能识别自杀的危险信号，不能对处于自杀危机中的人进行正确的、必需的处理，不知道如何转诊和获得专家的帮助。

　　8、要控制农村农药的可获得性和生产低毒农药，或者为农药设计安全瓶盖。目前，服用农药、毒药是我国最常见的自杀手段，在自杀死亡中占大约三分之二，在自杀未遂中占90％以上。在农村地区，各种农药、鼠药随手可得，是农村自杀死亡率较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国际上有研究表明，通过控制毒药的可获得性，可以大幅度降低自杀率。

　　（作者为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教授。他是我国最早专门研究预防自杀问题的著名学者）

　　一种呼救信号

　　———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员夏学銮

　　本报记者薛子进

　　记者：自杀是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对社会会产生什么影响？

　　夏教授：自杀不仅是其个人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行为。这是从自杀行为对社会的影响、自杀人数的众多以及公众的关注度所决定的。

　　我国每年有近三十万人自杀，至少二百万人自杀未遂，这种现状违反了社会“和谐运行、均衡发展”的原则，无疑对其家庭和整个社会都会有深刻的影响，已形成人们必须正视的社会问题。

　　产生自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法国著名心理学家迪尔凯姆将自杀分为3种类型：利他自杀、利己自杀和迷茫自杀。一些人在社会生活的压力下，非常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期待得到的和实际得到的有很大差距；别人得到的和自己得到的有很大差距。这是社会关系不协调的一种表现，非常容易形成自杀情结，因此是全社会必须关注的社会问题。

　　记者：自杀对社会道德会产生什么影响？

　　夏教授：自杀在社会学理论上是一种异常行为，亦称越轨行为，自杀者采用异常的方式结束生命，其行为对社会具有很消极的感染作用和示范作用。

　　从我国解放后的社会发展来看，原先社会普遍认为自杀是政治行为，现在这种看法已逐渐淡化。最近，还有人提出“每个人有生的权利，同时也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的观点。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生物学的我是父母给予的，社会学的我是社会赋予的”，每一个人生命的存在都包含着社会的需要，包含着亲人的期待，没有权利自私地、不负责任地轻易终止自己的生命。

　　记者：社会应如何干预自杀行为？

　　夏教授：首先全社会要宽容自杀者，在某种意义上说自杀者同时也是受害者（畏罪自杀除外），特别要关注那些在社会生活中遇到挫折和不公正的待遇而结束生命的自杀者，他们采取自杀行为实际上反映的是对社会的一种呼救信号。例如最近发生的陕西省3个农民的自杀事件和有些高考中榜者因无钱上学而自杀的事例。

　　建立自杀危机干预中心，为有自杀倾向的人提前提供有效的心理治疗。同时建立公平公正的福利制度，缩小两极分化，减少这些人的挫折感和相对剥夺感，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自杀现象的发生。

　　关键词

　　首个“世界预防自杀日”

　　今年的9月10日被世界卫生组织指定为首个“世界预防自杀日”。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一举动旨在提醒各国政府必须面对自杀问题对世界各国公共健康的威胁，并强调需要调动更多的科学和经济方面的力量，用以研究如何更加有效的预防自杀。

　　28.7万人

　　卫生部公布的有关数字显示，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6％。这还只是抽取了全国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为样本计算出来的。在1995年至1999年全国人口最重要的死因中，自杀列第5位。而在15至34岁人群的死亡原因中，自杀更是第一原因，其中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

　　200万人

　　卫生部估计我国每年至少有200万人自杀未遂。而一个人自杀平均会使六个家人和朋友的心理受到创伤，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严重的心理影响会持续十余年。

　　70％左右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在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合作研究中发现，70％左右的自杀死亡或自杀未遂者从来没有为其遇到的问题寻求过任何形式的帮助；60％的自杀死亡者和40％的自杀未遂者在自杀当时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全国的综合医院每年有200万急诊自杀未遂病人，但在其急诊治疗期间接受过精神科评估或治疗的不到1％。

　　10分钟

　　专家指出，我国多数的自杀未遂行为属于冲动性行为，50％的自杀未遂者考虑自杀的时间小于或等于2小时，37％的自杀未遂者在采取行动之前考虑的时间仅仅不到10分钟。

　　本版提示

　　在校大学生风华正茂，但现实中的种种问题使他们嫩弱的心灵无法承受，于是，自杀情结正悄悄入侵校园。

　　走出校园放眼社会，不分性别，无论老少，在变化多端的时代，很多人对社会的变化感到不适应，心理失衡，他们需要倾诉，他们向社会发出呼救信号，他们需要多点空间，多点问候，他们甚至极端地寻求“自杀权”。

　　尽管社会伦理宣布人没有自杀权，然而，法律却无法禁止自杀。于是，面对自杀率居高不下的趋势，全社会的共同预防就成为最急迫的工作。

　　在中国，农村自杀人数超过城市，因此，预防自杀更应以农村为重点。

　　找出自杀的原因，动员全社会力量去预防它，营造一个和谐、轻松、自由、公平的社会环境，我们的生活才更美丽，我们的社会才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