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工作关系，笔者经常受理接待人访、电访、信访，要求落实待遇。对符合政策的，按政策给落实后，来访者满意；不符合政策的，努力讲明道理、讲清规定，大多数都表示接受，少数则仍不理解。

　　一位大爷要求落实农村老干部待遇。我查了档案后告诉他，工作年限不到，没有待遇。老人历数年轻时功绩，坐在那里抹眼泪。我再三解释政策的原则性，老人拄着拐棍离去时，叹口气说：“我知道，我在你们这里没有熟人呀！”

　　一位大姐打来电话，说他父亲抗日战争时期入党，最近病逝，请组织报销丧葬费。我说上级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大姐说：“我父亲参加革命那么早，活着时组织上有补助，现在人不在了，怎么就不能把这点丧葬费给报了？”她最后说：“实话告诉你吧，我是×××（一位领导）的学生。”

　　像他们这种话，开始几次听到时，我只是感到意外和无奈；听得多了，我才发现这个问题不简单：群众为什么这么说？

　　毫无疑问，他们是凭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来办事的，“经验”“知识”就是，“熟人”比政策更重要，“领导权威”比政策更管用。

　　不是吗？几千元的罚款，找个有点份量的中间人一捣鼓，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上边再有限的指标、再紧张的资金，下边“跑部进京”、“活动活动”，也会顺利搞定。各种普法宣传活动群众见得多了，哪有身边的这些人和事鲜活实在？

　　正因为此，我打心底里从来没有对持此看法的群众有任何的怨意或敌意。进一步讲，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向我们每个人的肌体注入了“德主刑辅”的文化基因。古时县太爷审案，常常不问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时至今日，绍兴某纺织专家杀妻分尸，还不是有近200人联名上书要求刀下留人好为社会做贡献？可笑的是，包括博士后在内的这些上书者，几封联名信的抬头几乎都是“法官大人”的称呼。情大于法、权大于法、人治甚于法治的观念何等深入人心！在“朝里有人好做官”、“熟人好办事”、“不看僧面看佛面”的观念根深蒂固的情况下，部分上访群众把法（政策）治外的力量认同为决定性和关键性的因素自然不难理解。

　　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坚决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作为一名政策执行者，笔者同样可以说，“你可以尽情发表意见，但我只能按照规则帮助你。”因为，不论是县太爷的五十大板、“法官大人”的恩惠，还是领导的批条、熟人社会的规则，都将矛头指向了法律（制度）。

　　（来源：张宏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