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剑荆（作者为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知名国际问题评论作者｝

　　朱迪(Judith)是一位年过70的老太太。她是我们在新墨西哥州州府Albuquerque期间的联系人和活动的安排者。这是一位典型的美国老人，虽然退休，但仍然活跃在志愿者的岗位上。有一天，她为我们安排了一次家庭聚会。家庭主人是新墨西哥大学新闻系的教授Richard.Schaefer。参加者除了主人夫妇，本地电台的两位记者，还有就是朱迪夫妇。在美国，聚会实际上就是高谈阔论。作为客人，我谈了对美国的印象，谈了对布什政府的评价。我说，我对美国的爱国主义印象很深，到处都是美国国旗和历史人物的塑像。没等我说完，朱迪就接过话茬，说道：这种爱国主义，叫我不舒服。在座的一位记者，也随声附和。当时，我对她的反应深感吃惊。这位温和、慈祥、无私奉献的老太太，竟然说出如此“激进”的话，我事先没有想到。

　　这个细节，刻画了9.11之后，美国中产阶层中许多人的心理感受。在一个旁观者看来，9.11之后，美国全国一定是同仇敌忾，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推动政府去打击敌人，保护公众的安全。我在纪念9.11一周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评论文章，一开头就援引了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诗句：“我的心如发闷的鼓／在送葬的曲中行进”。当时我用这个句子描述美国人民的愤怒和忧伤。当我为9.11第二个周年写些什么的时候，我承认，去年的这个概括，带有想象的成分。实际上，很多美国人，是很平静的。

　　9.11恐怖主义对美国的攻击，已经过去两年了。民众当时的惊恐和愤怒，已经复归平静。我接触到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不愿多谈9.11，走在美国的大街上，不关心政治动向的人，甚至不会想到现在美国正处于战时状态，布什政府还是一个战时内阁。前几天，布什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女士在接受电视记者访问时，还提醒人们，现在美国还处在战争期间。我猜想，她做这样的提醒，应该是为布什行政当局遭到的批评做辩护。

　　爱国主义之所以让朱迪们不舒服，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爱国，而是爱国主义被布什当局利用来为自己的政府争取了过多的权力。他们感到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受到了压制和损害，而这种压制和损害，是在911的名义下发生的。

　　朱迪们的这种心绪正在美国蔓延。布什总统的支持率，从9.11刚刚发生后的90%下降到目前的50%左右，就是这种心绪的反映。关于布什总统得到了太多权力的看法，早在9.11一周年时就已经被谈论了很多。在9.11一周年时，《新闻周刊》组织了一拨历史学家，“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这一天”，参加这次讨论的有美国历史学会前会长乔伊斯.阿普尔比，总统历史顾问迈克尔.贝施洛斯，传记作家戴维.利弗林.刘易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伦.布林克利等。他们一致认为，总统的权力在急剧扩大。刘易斯说：“在我看来，‘9.11’事件后最令人不安的一个方面是，爱国主义和官方的恐吓掺杂在一起，最终赋予了总统过于宽松的行动自由”，布林克利说：“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之后，总统的权力受到了限制。然而现在，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却几乎被随随便便地否定了。如果对这种势头不加遏制，任其发展下去，我认为，这届总统任期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它将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出，朱迪朴素的“爱国主义叫我不舒服”的话是有理论基础和历史基础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认为，在9.11之后，总统权力与议会权力(人民权力)失去了平衡。

　　9.11之后，布什行政当局系统提出了国家安全的架构。这被冠之以“布什主义”。观察家们主要是从对外政策方面谈论布什主义的。它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先发制人；二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三是民主的推进。美国新世纪计划执行主任加里.施密特也是这样描述布什主义的，他还认为，布什班子里有三个人，分别代表着布什主义的上述三个方面：副总统切尼代表着“先发制人”，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代表着“防止大规模武器的扩散”，国防部副部长沃尔夫沃茨代表着“民主的推进”。美国之外的观察家一般也是这样看布什政府的。9.11之后，布什政府把阿富汗和中东地区锁定为优先方向。在不到两年的事件中，拔掉了困扰美国几届政府的“钉子户”：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美国在针对这两个政权采取行动时，完整地体现着上述三原则：先发制人是战术手段，防止大规模武器扩散是中期战略，推进民主是最终目的。布什宣称，他的政府的最终目标是在中东地区建立一种体面的透明的民主制度。民主被作为解决武器扩散的制度之堤。

　　很多观察家还指出，上述意义上的布什主义，是当代国际关系领域中的革命力量，我在去年纪念9.11一周年的文章里，也持这种看法，当时我说，布什主义与19世纪的拿破仑主义类似，举的例子，是美国用民主制度重整中东秩序。

　　美国之外的观察家从国际方面谈论布什主义当然没有什么错。9.11之后，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确实采取了强有力的政策推进美国的目标，它包括与大国关系的重新调整，选定优先目标果断推进等。主要大国都与美国形成了战略互动。世界局势因美国的政策的优先顺序而变化。

　　但是，只看到布什主义的国际方面，显然是片面的。实际上，布什主义首先是一种美国主义的产物。是9.11之后美国舆情的映射。而且，布什主义的真正遏制者，首先并不是世界上其他国家，而是美国自身所具有的平衡机制。布什主义在国际方面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这种主义就能够持续下去，相反，它的成功很可能导致布什失去权力，原因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悖论：在国际上的成功需要相应的权力，但是，美国的制度结构对于权力过大一向保持着敏感。在这里，权力导致失去权力。当今的布什总统是十分清楚这一点的，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前车之鉴。这或许是美国制度的“残酷”之处：与世界上很多地方都不同，在那里，权力总是带来更大的权力，成功者总是得到更多的权力以便让他得到更多的成功，直至垄断权力一直到权力最终击败权力者的肉体才算结束。

　　在描述了9.11背景下产生的布什主义国内国际两个方面之后，该如何评价9.11的历史意义呢？或者说，它真的改变了历史吗？

　　9.11确实是重要的转折点，像1941年珍珠港事件那样的转折点。珍珠港事件在二战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9.11事件还有更大的意义吗？我的看法是，没有更大的意义。珍珠港事件最终推动美国投入对日本和德国的战争，从而改变了战争的力量对比。但是，历史学家们会指出，即使没有珍珠港事件，美国也会投入到战争中去，美国不会对于全世界落入希特勒和东条英机之流的手中袖手旁观。

　　9.11事件也是一样。9.11之后，美国迅速投入反恐战争，并消灭了塔利班和萨达姆。但是，即使没有9.11，美国也不会对萨达姆和塔利班袖手旁观，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9.11之前数十年间，美国战略界已经得出恐怖主义将成为主要威胁的结论，美国本身的政策也处于变化过程中，9.11加快了这一进程。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谁是美国的敌人，谁是美国的朋友，是根据美国人自己的价值观来进行辨识的。固然，邪恶轴心是在9.11后提出的，但是，只需浏览一下美国历史就能知道，“邪恶”一词并不是布什的发明，而是美国政治史、外交史上的常用名词。美国人总是凸现自己国家的道德使命。我们可以引用几句话来证明这一点：

　　总统威尔逊：我们将为我们一向最珍视的事业而战，—为民主，为屈从于权势的人们在自己的政府中有发言的权利，为弱小民族的权利与自由，为自由人民协力合作的普遍权利而战。这种自由人民的协力合作必将给各国带来和平与安全，并使世界本身最后获得自由。

　　学者拉尔夫.加布里埃尔(Ralph H.Gabriel)：美国民主制把世界从专制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使命正是基督教注定把世界从撒旦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世俗表达。

　　克林顿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民主的传播将帮助解决所有其他的美国外交政策问题，因为民主制不侵犯人权，不进功其邻邦，不采纳限制性的贸易政策，不从事恐怖主义，或者不产生难民。

　　确实，建基于宗教情怀上面的道德关怀，是美国外交最与众不同之处。最早到达北美大陆的那些人，就自命为赋有特殊使命的“上帝的选民”：“他们也是一个整装待命的民族，明显被上帝选择来执行世界拯救的神圣计划”(约瑟夫盖尔《清教传统》)。他们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照亮世界的“山巅之城”。在这个国家，外交家的语言从来就不如道学家的语言受欢迎，因此，外交语言总是要穿上道德的外衣，才拥有更多的说服力。正如斯帕尼尔所言：“要想唤起公众对国外冒险的支持，就必须把这种国家体系下争夺权力和自身安全的斗争，想办法说成是为实现最高理想和价值观念的斗争。美国从立国之始就自认为是一个后欧洲社会——即一个在民主、自由和社会公正方面堪称旧世界光辉楷模的新世界......。所以，只要美国能把现实政治说成是理想政策，就可以去实现其现实政治，这也正好符合美国执行外交的国家风格”。

　　就现实政治层面来看，美国的对外政策似乎呈现为钟摆一样的周期性节奏。共和党保守派被民主党自由派取代，然后，民主党自由派又被共和党保守派取代，强硬之后，接着要温和一些，现实主义的接班人，总是理想主义。然而，在这种周期性钟摆式运动中，总是有一个枢轴，那就是道德支撑。现在，克林顿政府被认为是温和的、开明的，小布什政府被认为接受了“进攻性现实主义”，但是，克林顿政府出兵科索沃时说的话与小布什出兵伊拉克时说的话，就很难说有什么差异，即使学究气十足的学问家也很难辨析出大的不同。评论家们之所以总是使用“革命”这个字眼，原因差不多只是他们太过健忘罢了。

　　实际上，只要看一看美国满地的教堂，就大体上可以理解美国外交为什么总是包着这么厚的道德油彩。这个国家实际上是一个相当传统和保守的国家，尽管美国是现代各种先锋试验的发源地，但是，他们不过是翻滚在静流之上的泡沫而已。然而，我们并不是说，宗教都主张对外战争，都支持强硬的对外政策和海外冒险，不是的。宗教对外交的意义，只是指，宗教的善恶意识构成了美国文明和美国政治的核心价值。在当今世界上，似乎只有美国才最有可能提出“文明冲突”论，也只有美国才总是用邪恶一类的词描述别的国家。其中的原因，就写在教堂的尖顶之上。

　　这样看来，9.11并不具有革命意义，如果说革命一词的含义是指历史的中断和开辟新的方向的话。道理实际上很简单：美国制度当然也不允许本国的统治集团成为“邪恶轴心”。美国的制度不会允许一个人、一个党、一个政府永葆革命青春。永葆革命青春在这种文化中，恐怕只能被视作妖怪们的邪恶伎俩而已。布什主义一旦集中了过多的权力而被视作妖怪，他就会因为“邪恶”而丢掉工作的。不幸的是，布什总统的团队，就是被对手们这样妖魔化的，他们说，布什总统在9.11之后，被一伙阴谋分子劫持了。他们说的是不是正确，到明年就能见分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