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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纪委书记姜瑞峰:对腐败官员就要做黑脸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9月10日12:56 新华网

  在石家庄市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姜瑞峰的办公室里,他所坐的办公桌对面墙上,非常显眼地悬挂着一张古文拓片,上面写的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我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黑底白字,格外分明。墙上还挂着他出席1999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的照片。他手端酒杯,胸佩奖章,笑容满面。

  老百姓称姜瑞峰为当代的“黑脸包公”,这个称号饱含着群众对他无限的敬佩和期望,也折射出当今中国反腐败斗争的严峻态势和复杂性。本刊记者就程维高现象在北京采访反腐专家后,立即飞赴石家庄市采访了这位纪委书记

  老百姓上访,就是对你执政党的信任

  记者:姜书记,我刚才路过石家庄市里的大广场,广场上已经摆开了大幅的标语,正在开展“阳光投诉”活动。我在国内其他地方采访,从来没有看到过在一座城市广场上进行群众投诉活动的。这可是“群众上了街”啊。

  姜瑞峰:群众有冤屈,老百姓有难题,他们总得有个地方说话呀!老百姓心中有话,不说要比说出来好,明说要比暗中说好,说比骂好。老百姓愿意出来跟你讲话,是因为老百姓还相信着你,相信着我们这个党,相信我们这个政府,相信我们这个纪委。

  我们这个在广场上的“阳光投诉”活动,每个星期一次,已经有几年了,纪委的同志们从早晨开始就坐在那里,倾听群众的呼声和危难,效果挺好,到今天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件”。如果老百姓失去了言路,我们也没有了耳目,连老百姓在想啥我们都不知道,那还不危险么?

  要说从前,老百姓对我们这个纪委工作,是不太熟悉的,甚至是不知道的。你这个年龄肯定了解,在建国初期,因为党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组织部门的经常教育,在刚刚经历了战火硝烟之后,党内的风气是比较好的。这是那个历史阶段的客观事实。即使有违纪的党员,有搞腐败的领导干部,但在那个时候是个别的现象,也不会影响社会引起整体性的震动。而且,一般说来都在党内给予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的事件,是中央决定公开处理的。

  所以,因为过去的“内外有别”,老百姓对于党的纪律监督工作部门,是比较陌生的。

  这些年,党内的和干部的腐败现象增多,有的性质还非常严重,老百姓反响非常强烈,要求惩治腐败的呼声越来越高涨,我们这个纪委工作因此而被越来越多的群众知道和了解,对我们纪委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有人讲,我们这个纪委的知名度,是“因为腐败现象的严重”而高起来的。当然,我们准确地说,纪委的威信是因为“惩治腐败而高起来的”。

  记者:在新的建设时期,纪委监督部门的责任越来越重大,其实质是在体现“党要管党”的这个根本宗旨。

  姜瑞峰:说得对,党就是要管党。党要管党,目的是为了提高我们作为执政党的这个组织的政治质量;提高执政党的政治质量,为的是提高我们执政的质量。提高执政质量,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每个共产党员进行严格的纪律约束;二是监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

  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被惩治的腐败高官,严重损害了党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形象。如果老百姓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遭到了冤屈,看到了这样那样的腐败现象,他来申冤,这该有多好啊!我们这个广场上的“阳光投诉”活动,就是要创造条件,给老百姓有地方说话。如果确有腐败等问题,而他不上告,也不上访,听之任之,充耳不闻,天塌下来没我的事,这说明他已经对这个党、这个国家失去了信任。

  再下去那就危险了,很简单的道理,申冤比造反强。

  申冤那是要党、要政府给他作主,如果他造反那是自己作主了。

  所以我很不愿意听到那样的话,说老百姓上访是无政府主义,是刁民。我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来投诉、来告状的情况,也各有不同。但从总体而言,老百姓愿意跟你说话,这是天大的好事情。

  如果不从这个根本角度来理解群众上访,我认为就是基本立场出现了问题。还有人说,那是“钻空子”,依我看是我们工作本身有了缺点、问题,人家当然要“钻”了。先有空子,人家才有可能来钻么。

  通过群众的“阳光”上访,我看到的是我们党执政有希望,执政资格非常充分。我们的纪检监察工作,为的就是保证和保持老百姓这样的充分希望。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中讲到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三个代表”说的也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事情很清楚,不管哪一级别的官员搞腐败,他就丧失了代表党执政的资格。搞腐败的人,那是在动摇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根基。搞腐败的人,就是在说明他已经不相信党,也不再依靠党,乘着自己还有权势的时候捞上一把,时刻准备着离党而去。他连党的同路人都称不上。成克杰、胡长清,就是这样的人。河北的程维高被党中央开除党籍,他也是这样的人。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把权力个人摇钱化”。

  我们在纪委工作的同志,对于违纪、违规、违法分子和腐败官员来说,就是要做黑脸包公,而对人民群众、对老百姓,就是红脸,感情深、热心肠,倾全力来聆听老百姓的呼声。

  五年因腐败倒下的与淮海战役牺牲的人数相近········

  记者:上个星期,我到中纪委采访,从资料上知道这样的数字:自1997年10月到2002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部门立案861917件,其中被开除党籍的有137711人;受到处分的省部级高官有98人,平均一年19个多。

  姜瑞峰:你说的这些数字,我都知道。86万起案件,每起案件里面有一个党员违纪、违规、违法,那总数就是86万个!打个比方,我们的那个淮海战役,消灭国民党军队55万多人。我们伤亡了10多万人,可是,我们在这5年当中,因为腐败被开除党籍的,竟然有13万人之多!这是“另一种牺牲”。这个“倒下去”的人数超过当年的淮海战役了。说得文绉绉些,这是付出的学费,这是付出的代价。客观地讲,这是在避免损失,可总不能说这是在创造经济财富吧。

  从性质上讲,当初我们的指挥员和战士们,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老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才去奋战牺牲的。而今天的这些腐败分子,并不是为了国富民强在奋斗,而是为了以权谋私,与人民争利。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这样说,纪委监察部门是在为加强和稳固党的执政地位而浴血战斗。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惩治腐败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建国初期我们杀了两个人,刘青山和张子善,在全国形成强大的威慑警示作用,从而保证了两百个、两千个以至两万个干部的政治生命不受侵蚀。

  今天的高官腐败,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元。今天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要远远地超过解放初期的形势。

  从全局看,当初的腐败案件、腐败个人,并不具有代表性;不具有代表性,也就没有普遍性。当年的干部,都刚刚从战场上下来,说句形象的话,身上的尘土都还没有拍干净。我们的干部,带着在长期革命征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开始执掌政权。巩固自己的政权,建设新中国,离开党的事业,离开党的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立锥之地。那时候,犯错误的人,有,但是极少数,不可能形成关系网,更没有形成党内和政府内的个人利益集团。

  记者:这些年被揭露被判刑的腐败官员,都不是某一个人的个别现象。都好像是一个引出一串,一串带出一片,一片构成一批。大家都在说,今天的反腐败非常艰难。姜书记你看,今天反腐败的难点究竟在哪里,又为什么这么难?

  姜瑞峰:刚才说过,解放初期的腐败分子事件,具有个别性、突发性,并不具有代表性。干部都是刚从枪林弹雨当中冲杀出来,保持着四海为家、南征北战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从分配制度看,非常单一,开始是供给制,后来是工资制。过穷日子当然不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当初大家都是在过苦日子,勒紧裤带抱成一团,共度难关才有出路。现在环境大大地不同了。在新时期,经济建设摆到了党的工作中心的位置上;在社会上,各种所有制的经济企业在运行,各色人等都投身到经济大潮当中。这些人素质有高低,目的有不同,效益和利润是经济活动的当然指向,只是有的“取之有道”,有的却胡作非为。

  这是社会的必然现象。由此而起的一个客观现实,是社会物质和金钱的分配形式,也必然多样化起来,在一个企业内部,有工资、奖金、回扣、分成,等等。

  经济利益分配的多样化,必定会影响到我们的干部队伍当中来。首先是观念上的影响,再者就是实际上的获利。高官将权力当摇钱树,当官的手上掌管着一块地的批租大权,决定着一个企业的重组方案,这些都可能变成钓鱼的鱼饵。有想法、动念头的人就会纷纷跑来,动用一切方式要成为那条“被钓上的鱼”。吃饭太小意思了,饭后有红包礼品,再上歌厅卡拉OK,接着有小房间里的特殊服务。国内不保险,那就让子女出国;“三陪”还不够,就提供专用别墅。有理论家把这个叫做高官的“权力寻租”。

  其实依我看,是那些人在钓官员,腐败官员才是真正上钩的鱼。

  记者:钱的来路多,且来得快来得容易,来得比工资不知高出了多少倍。钱的用途也跟着多了起来,作为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不该去、不能去的地方也都去了。分配的多样化,“拉动”了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其实,生活的多样化并不等于赞同丑恶化、投身丑恶化。

  姜瑞峰:于是,与党的谆谆教导南辕北辙,党要求的好传统丢了,老百姓认同的、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都扔了,恶习上身,屡教不改。其实,许多封建王朝的皇帝,也都要求自己的封疆大吏清正廉洁,要求各级官员体察下情。我们现在的有些干部,连那个时候有的官吏都不如啊!

  反腐败极其艰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以前的斗争是先有目标,再有斗争,而现在的反腐败是先有斗争,后有目标。不是吗,过去的战争,先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接着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革命目标。今天呢,是下面有反映,上级有要求,群众有呼声,但这个干部是不是真有问题,问题到了怎样的地步,是一般性质的错误,还是严重错误,还是犯罪要判刑,都要经过纪检监察部门的调查、取证,方才能够判定,然后该处理的处理,该移交司法部门的移交司法部门。因为国有法律,党有纪律,政府机关有职能规定,要违法、违规、违纪做成一件事情牟利,那就不会是某一个人的事情,面对一些人、一片人进行这样的调查、取证,往往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残酷程度,它的艰巨性,并不比以往的战争年月差。我们纪检部门在有的时候就真的要流血,有时候还会有牺牲。这同样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现在有不少电视剧,所反映的就都是“反腐败的调查过程”。犯罪嫌疑、腐败高官,他们这“一些人”活动在我们队伍当中,我们一时半会确不定是谁真正有问题,后面还会有谁,将带出什么样的更大的问题。而调查工作一定要坚持,为的就是要确定这个“对象”。这个“对象”,看似同志和朋友,实为罪犯和奸细。在没有确定事实之前,我们不可以“大张旗鼓”,只得“隐蔽调查”,他们利用公开的身份和“红帽子”,在所有的方面布防,设置障碍,百般阻挠,以求一逞。今天反腐败的特殊性,决定了这是一场与过去任何战斗都不同的斗争,怎么能不难。

  “三无书记”没手机、没文凭、没出过国········

  记者: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文汇报》上刊发过一合写您的报告文学《黑脸》。我的印象很深,你是黑脸包公。2001年,我们《新民周刊》也曾派出记者来到这里,采访你发表了文章,反应很好,反响也很大。今天再次见到你,非常想知道你的近况。

  姜瑞峰:我现在是石家庄市的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我要说,做纪委书记很难,做个称职的纪委书记更难,做个在社会有点知名度的纪委书记是难上加难。

  说起来非常简单,党的纪委部门,做的工作就是专门执行党的纪律。纪委的存在对党内同志都有警示作用。对于守纪律讲规矩的同志,他不怕,他非常欢迎监督。任何人都需要接受教育,对于好同志,纪委的警示作用只是个日常教育,不涉及其他事情。而对有些“有事”,尤其是“有大事”的人来讲,就是难以逾越的一道门槛,就是躲不了的一面镜子,就是避不开的一根绳索。纪委是站在“对立面”那里的,有事没事都要在那里看着你、管着你,有事他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没事他总是念紧箍咒唠唠叨叨。你想,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有谁愿意承担这样的角色?

  做纪委书记,做监察工作的同志,都一定要有牺牲精神。没有牺牲精神,就不可能合格,也不可能称职。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一个纪委书记可能“以多种形式牺牲,在不同程度上牺牲,更可能会不明不白地牺牲”。世界上的事情在那儿明摆着,查谁谁不愿意。所谓“多种形式”、“不同程度”,凡是人都有自己的政治前途,要求进步么,也有个人的切身利益要考虑,要保证和维护家属子女的生存环境,总要安定平稳吧,总要争取条件好一点的生活吧。但是,你的工作老是在找人家的茬,人家心里肯定不舒服,那好,在单位里你的选票就少了、就没了,人家干吗还要投你的票?你继续在台上还有他的好?

  你家属的工作、你孩子的读书等等事情,不知在哪儿就碰上障碍了,就是解决不了。“不明不白的牺牲”,电视剧里车祸那样的灾难,不都是虚构的,现实生活当中就有。你找谁去?就是找着了,有人以车祸了之,你还能说什么?生命没有了,至少健康丧失了,就是你后来都“明白”了又能怎么样?

  记者:作为一名纪委书记,你在平时的生活“自由”吗?

  姜瑞峰:我是一个纪委书记,我还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我是多么想享受天伦之乐,每逢过年过节我是多么地想与自己的家人,一起到外边饭店里去吃顿饭。但是不行。也许就会有人看到我带领着一群人在吃饭,也许就会发问:姜书记也到饭店吃喝去了。我又不能在饭店里跟别人去解释。这算个什么事情么。所以我到今天,一直不和家里人去饭店吃饭。我从来不到饭店里去“改善”一下。

  还有,我是个“三无书记”。到现在,我这个市纪委书记,不用手机。因为石家庄市“整顿手机”这件事情还没做完,我就不用手机。市里有规定,哪级干部公家给配手机,但就有企业给不该配的干部买手机,还给报手机费用。看起来这事情很小,但是人家为什么要给你配手机,还不是看上了你手中的权力?(记者插话:你自己买一个使用,谁还能说什么?)我完全可以不这样“绝对”地对待手机,但我为了不引起闲话,我就不买、不用。

  在介绍我的文字里,说我是初中文化。但是在我档案里是没有任何文凭的。我从小家里非常穷。

  13岁就踏入社会参加工作,14岁的时候,政府为了照顾我家的生活,把我正式招了工。后来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稳定没几年,又“文化革命”了。所以我一直没有文凭。现在社会上可以拿文凭的地方多得很,出几千元钱,省外的省内的,本科的研究生的,什么样的文凭都能够办到。也真有不少人那样去做的。我不,我是个啥文化就是个啥文化。我没上过那个学校,我没见过那个老师,人家干什么要发给我文凭?那是卖钱,卖的是那张纸上的那个图章。

  我没有出过国。到我这个干部级别,出国不是难事。但我是农民出身,我知道农民的辛苦。一个农民种一年地,除去种子、农药、化肥花去的本钱,现在一年的收入也就300元左右。我出一趟国,大概要花3万元,这就是说100个农民忙活一年,就供我出去走一趟。我不能这样做。

  记者:在我看来,家人团聚到饭店吃饭,工作需要出国考察,都是在情理当中的事情。想来大家也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理解,姜书记你有你的考虑。

  姜瑞峰:平时同事、朋友之间,过年过节总有个来往吧。人家拿着礼品来,你收不收?礼重的不收,小不点的一些水果呢?不收,人家觉得你太不讲情理,就这点东西还要对朋友“讲廉洁”。要收了,别人也这么送,行不行?这个礼逐渐地重起来、大起来,你收不收?所以,一概不能收。我是“宁可过分,唯恐不及”。

  我这个人,在工作上讲正气,在朋友间讲义气。

  对搞腐败的人,我这个纪委书记当然是黑脸,对老百姓、对朋友,就都是红脸了。那个电视剧《黑脸》播放了,那个艺术加工可把我害苦了,我是实实在在地“牺牲”了一回。人家看了以后说:这个姜瑞峰,六亲不认,油盐不进,老婆的死活不管,孩子的前途不问,“太冷”。真实的姜瑞峰和电视里的那个人,不是一个人嘛,那是“捏”起来的“形象”,那不是我。后来,在多年的工作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我,也认可了我,就说了句非常令人啼笑皆非的话:姜瑞峰不像电视剧里那么坏嘛!

  说句宽泛一点的话,出门坐车,进门吃饭,老婆孩子里里外外有面子,办事方便,这当官就“沾光”。

  老百姓能够理解这一点。平时沾点光就行了,只要多为老百姓勤做点事情。可有人就是那么贪心!我们党反腐败不搞功过相抵,小葱豆腐一清二白,我们已经惩治了这么多省部级干部。还有,腐败分子有一个特征,他们是同类但最终并不相亲。他为了跑官给你送钱,你为了钱给他个官做,这是买卖,银货两讫,互不相欠。古人生意场上,买卖不成情义在,在腐败官场上是不行的,他没跑来官,跑来了又觉着官小,收支不相符,就会觉着你欠他的账,明里暗中地紧着“毁”你。即使他嘴里不说,手上紧着从老百姓身上“收回成本”,那离他“爆炸”的日子也就很近了。从这一点上讲,腐败分子的自我暴露是必然规律,被群众揭发,受到党纪、政纪或法律的惩罚,那是很自然、也很必然的事情。(撰稿/陆幸生)········(来源: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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