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大元帅府复建落成孙中山孙女参观(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9月10日15:35 新华网

　　今天上午，广州市在海珠区纺织路东沙街举行“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全面开放暨门楼复建落成典礼”仪式。

大元帅府纪念馆揭幕典礼　　86年前的今天，即1917年9月10日，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史上意义非同寻常，因为那是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并发布《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布告》的日子，从此开始了那段国民革命轰轰烈烈军的烽火岁月。

大元帅府外景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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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孙中山故乡迈入小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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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因孙中山先生曾两次在此就任大元帅而得名。大元帅府的前身为广东士敏土厂，该厂如建于清光绪33年（1907年），生产规模仅次于天津开平水泥厂，是当时我国第二大水泥厂。1917年7月，孙中山高举护法义帜，率领部分海军南下，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征用广东士敏土两座办公大楼作为大元府的办公场所，并于9月10日在此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1918年5月，由于受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及政学系的破坏和干扰，孙中山愤辞大元帅之职，离穗赴沪，护法运动以失败而告终。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再次就任大元帅一职，又将帅府设在了广东士敏土厂。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思想和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运动。孙中山逝世后，大元帅府旧址又作为国父文化教育馆两广分馆、国父纪念馆等。广州解放后，该处先后成为部队和省有关部门的办公用房，1964-1998年成为某公司的办公、居住用房。

大元帅府门楼牌　　1983年8月孙中山大元帅府旧址被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6月被广东省人民政府确立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1月被国务院确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省、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经过多方的共同努力，共斥资三千万元将大元帅府旧址内的公司与住户迁出，“腾空”了大元帅府，1998年10月，大元帅府旧址移交给广州市文物管理部门，此后便开始了大元帅府纪念馆的筹建工作。目前，纪念馆内有《帅府百年》、《孙中山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民国广州城》等展览，展览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使大元帅府纪念馆成为我国一座重要的博物馆。

孙中山孙女孙穗芳参观纪念馆　　如今大元府是广州市唯一仅存的孙中山、宋庆龄纪念地旧址，对于颂扬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一心救国的爱国情怀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激励人们爱国爱乡、率先进入现代化的豪情壮志有着重大意义。（记者/吴保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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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广播网）

　　李永忠：在新阶段，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腐败本身也在不断发生演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有些腐败分子已经基本完成“原始积累”，在一些部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程度不一的“既得利益集团”。腐败分子的原始积累主要通过6个方面来完成：大批量、多层次的土地批租；利用权力大量违规放贷；违规减免税收；股市“圈钱”；走私放私以及利用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转包“分肥”等。有的地方出现了“送子女、配偶出国、亲属海外定居———把腐败赃款转移出境———自己外逃”的腐败新动向。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这将有助于我们加大对外逃腐败分子的打击力度。

　　———一些腐败分子的手段更狡猾、更隐蔽。主要有3种形式：一是权力的“期权化”。不少腐败分子在以权谋私活动中，“现货”交易少了，“期货”交易多了：不再是当即攫取利益，而是等多年以后，甚至退休以后，再连本带利收取好处；二是权力的“假借”和“转让”。纵容、默许自己的子女、配偶等用自己的名义捞取好处，这种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手法很有代表性；三是赃款“漂白”，资本增值。腐败分子通过不法手段攫取了“第一桶金”后，千方百计利用这“第一桶金”为资本，在权力的合法或不过分违法的“关照”下，使之不断增值。一般是通过办公司、境外投资、回国投资等形式，把不法收入逐步变成合法收入。

　　———不少腐败分子的“抗药性”在提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腐败分子也在研究反打击的手段。许多腐败分子往往把自己打扮成“廉洁”干部形象，迷惑人们，而一旦被查处时，则负隅反抗，百般抵赖。而我们在反腐败方面，还存在着制度、机制、方法等明显滞后和不适应的现象。

　　———一些腐败分子正从个体腐败向“抱团”腐败发展，甚至与某些黑恶势力勾结，形成腐败团伙“窝案”，加大了我们的查处难度。反腐斗争中，往往先要打破这个集团，个体的问题才能暴露，才能查清。比如厦门远华案、辽宁慕马案等，都是如此。

　　记者：那么，我们的反腐方针是不是也应做相应的调整呢？

　　李永忠：很有必要。我的观点是，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应实现三个转变，即从“小作坊式”个案反腐，向“集约式”的规模反腐转变；从纪检机关单打独斗地反腐，向加强组织协调，整合反腐资源，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反腐转变；从侧重打击腐败，向惩处与预防腐败并重转变。

　　所谓“集约式”规模反腐，是指在政策、机制、方法上要有所创新，以期大量地、大面积地解决腐败蔓延的问题。有些专家提出，在继续保持强大的反腐高压态势下，对一些能够主动如数退出赃款者，可以考虑从轻发落，否则严惩不贷。国外在解决早期政府官员腐败猖獗问题时，就采取了类似做法。当然，光靠这一种办法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必须加大制度反腐的改革力度。要从当前的中游、上游治理，支流治理向源头治理、主流治理发展，不断缩小腐败孳生蔓延的土壤。必须注重反腐败的成本核算，不能用提高反腐败成本的方法反腐败，而应用增加腐败成本的方法反腐败。

　　三、要清除几种错误观点

　　记者：最近一段时期，我们党查处的腐败案件越来越多，级别也越来越高。于是，就有人说，“腐败越反越多”了。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李永忠：我觉得这种说法缺乏科学的分析。查处的腐败案件逐年增加，并不等于腐败越反越多，而是说明我们反腐的力度在逐渐加大。也就是说，已经产生的腐败案件本来就很多，查处一件就会少一件，查比不查好，现在及时主动地查，比将来积重后被动地去查好。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暴露出的很多腐败案件，都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发案的。我觉得，有的同志对腐败问题确实深恶痛绝，但往往因此而不经意地采取了双重标准。比如韩国查处了全斗焕、卢泰愚的腐败问题，有人说“体现了法治精神”，我们处决了贪官胡长清、成克杰，有人却说“共产党连高官都腐败了”。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对的。

　　腐败现象是不是“越反越严重”，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近年来，中纪委会同有关部门每年在不同的10个省市区进行万人随机抽样调查，2002年的调查结果表明：有74%的群众对反腐败工作表示认可，比1996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有60%的群众认为腐败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得到遏制，比1996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有68%的群众对反腐败斗争有信心，比1996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这表明，广大干部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成效是认可的，满意程度在不断提高，对反腐败斗争也越来越有信心。

　　记者：现在社会上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只要干实事，腐败一点没啥”，有人还提出“腐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这是不是说社会对腐败越来越宽容了？·········

　　李永忠：不能这么讲。当然，“工作并腐败着”的现象也并非没有。用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自供话来说：“我是一个人格分离的人。我一方面背着人大搞贪污贿赂，另一方面又拼命工作，尽量把工作做好，让工作成绩来掩盖我的罪行。”因此，一个干部只要开始腐败了，他是不会再诚心诚意为百姓干实事的。他会很关注地做那些对他自己更有利可图的事，而且，他“工作着”的主要目的是“掩盖罪行”。同时，他还会阻碍廉洁正直的干部做事。因此，善良的人们千万不要被腐败分子的美丽谎言所迷惑，为其提供有利其搞腐败的舆论环境。

　　我们不能淡化对腐败危害性的认识。什么“只要经济发展了，腐败一点也没啥”是十分错误的观点。应该看到，廉政是经济发展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试想一个贪污腐败盛行的地方，企业怎能正常经营、平等竞争？其经营成本必然是很高的。因此，一些国际组织每年都会对各国的清廉程度进行评估，并将其作为评价一国投资环境的重要指标。

　　记者：有人告诉我，他们那里是“笑廉不笑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反映的是一种什么心态？

　　李永忠：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很复杂的。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干部人事制度方面的问题。在一些地方，廉政的干部出路少，升迁难，而不少贪官却“越贪越升，越升越快”。最典型的就是近年来买官卖官之风的盛行，这是最严重也是最可怕的腐败。比如，贪官王宝森从副处级提拔到副省级，只用了10年时间。而很多清廉的干部，因为没有钱去拉关系、跑领导，无法进入领导视线，而长期得不到提拔重用。因此，不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能建立起干部对人民负责的机制，反腐败斗争就很难深入下去，群众的信心就很难被鼓舞起来。所以，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尤须治吏。

　　四、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反对和防止腐败的根本性建设

　　记者：近来，中央领导在各种讲话中对制度建设提得比较多。制度建设在我们党的反腐败斗争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李永忠：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吴官正同志主持中纪委工作以来，非常注重制度建设，明确提出：“要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各个环节，体现到各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腐败现象之所以蔓延起来，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沿用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新旧体制转换中的缝隙和漏洞，为腐败现象的滋生留了空间。因此，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坚持标本兼治，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这是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

　　记者：制度反腐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李永忠：我觉得，制度反腐不是制订一些规章条例就完事大吉，最重要的是要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反腐败历程，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虽然现阶段的腐败现象绝大多数都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其根源却可以追溯到政治领域。当前，要特别注意防止公共权力私有化，这是产生腐败的主要根源之一。

　　预防和治理腐败必须要靠发展党内民主。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把党内民主提高到党的生命的高度来认识，这在党的重要文献中还是第一次。我相信，党内民主会有一个新的突破和发展。

　　目前，各地正在推行的“票决制”，是扩大党内民主的有效方法和举措。“票决制”的实质意义是，把地方党委常委会一部分决策权划给全委会，从而使全委会逐渐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内权力机关，防止一把手独断专行。在十六大之前，中央同意了中纪委的提议，把“三重一大”（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中的“重要干部任免”，交由全委会表决。地县党政领导班子正职的拟任人选，分别由省、市“党委常委会提名，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这是制度反腐的重大举措之一。

　　记者：纪检体制本身是不是也需要进行改革呢？

　　李永忠：改革和完善党的纪检体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从目前很多涉及领导干部的大案要案来看，许多一把手的严重腐败案件，几乎没有一件是同级党委成员主动检举的，几乎没有一件是同级纪委主动举报的，“事前基本没有监督，事中基本难以监督，事后基本不是监督”，这一严峻现实，不仅暴露出我们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中的缺陷，也反映出我们监督体制存在的问题。

　　20多年来，我们纪检体制的改革大体上沿着两条路径推进，一条是改革纪检领导体制，一条是提升纪委书记规格。这两条路径的改革取向是一致的，都是要使监督支点不断前移。

　　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我相信，在十六大旗帜的指引下，我们党的纪检体制的改革也会取得新的进展。（记者薛凯）（编辑：林双川）·········（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