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县书 实习生 李斌

　　8月23日，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首届中国政府创新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包括本报在内的多家媒体报道了这一消息。引人注目的是，报道中称该中心是中国首家对政府改革与创新进行独立评估与咨询的学术机构，该中心参与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是中国第一个由学术机构对政府进行评价的奖项。

　　学术机构给政府评奖，这在中国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新闻。其实，在北大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成立之前，俞可平教授他们已经做了一届“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评选。

　　去年3月18日，首届地方政府创新奖在北京梅地亚宾馆悄然颁发，他们没有请记者。对这次评奖活动和部分获奖的地方项目，他们编写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书，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在看罢这本书之后，专门给俞可平写了一封信，说这本60页的册子改变了他对中国的看法，他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世界的希望。

　　最近，第二届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已进入地方申报的最后阶段。9月5日下午，在中央编译局的办公室里，俞可平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世界上最有名的奖都是民间奖

　　谈起怎么想到要给地方政府创新评奖，俞教授说：“一个直接诱因是看到以前都是政府自己给自己评奖———或者由上级评下级，或者由此部门评彼部门。这些年来，各级党政机关对公共服务方面的改革与创新活动进行了许多评比、宣传和表彰，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党政机关仅有自我评价是不够的，这些改革与创新活动还应当接受人民群众的评价，并且由第三者而不是由党政机关自己来组织这样的评价。由利害相关的权力部门进行评比，下面必然会迎合上面的需要，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请客送礼等现象难以避免。例如，为了一些上级政府和中央部门的评比，有的地方跑北京跑评委，大搞评奖公关———因为这些评比往往与地方官员的升迁挂钩。”

　　“政治学里有一条公理：从上而下的决策指令信息通道，和从下而上的政策效果反馈信息通道，不能是同一条通道———就是说，不能通过同一条管道既推行某一项政策，又全部由它来收集这项政策的效果反馈信息。道理很简单，同一批人既做决策者又做执行者，再让他们反馈政策的执行绩效，能保证信息不失真吗？”

　　“从根本上说，政府做得怎么样，应该由人民群众来评价。政府部门对下属机关进行评奖时，通常也会征求群众的意见。但因为对这些意见的分析和处理或多或少会受到自己所处位置和所在部门利益的影响，很难确保公正和客观。群众对政府的评价比较客观，但这种评价往往是零散的，随机的。学术机构由于其非营利性和专业性，在从事政府行为评估方面有不可取代的独特优势。让独立的学术机构依据严格的和科学的评审程序对政府绩效进行评估，会更公正、科学、客观，这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普遍做法，如阿根廷、巴西、英国、美国、菲律宾等国。

　　美国设有‘美国政府创新奖’，是对政府行为奖励的声誉最高的奖项，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承办，该学院每年组织著名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专家，对美国各级政府的创新活动进行独立的研究与评估，最后评出10名政府创新奖得主，通常由美国总统或其他政要出面给他们颁奖。”

　　“不要小看民间和学术机构给政府评奖的意义。别忘了，世界上最有名的奖都是民间奖，如诺贝尔奖、奥斯卡奖、普利策奖。”

　　也许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创新奖”给了俞可平教授他们直接的灵感，早在2000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俞可平为该中心主任）和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联合发起“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改革与创新”研究及奖励计划，并设立“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首届地方政府创新奖开始是以征文的方式征集申报项目，没有红头文件，没有国家拨款，俞可平他们自筹经费，组成以国内政治学与行政学著名学者为主的全国专家委员会和选拔委员会，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教授任全国选拔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著名政治学家赵宝煦教授任全国专家委员会主任。通过初选、实地考察和打分，最终从320个申请项目中评出10名首届地方政府创新奖优胜奖得主和10名提名奖得主。优胜奖项目包括：四川遂宁市市中区公推公选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河北迁西县妇代会直接选举；广西南宁市推行政府采购制度；江苏南京市下关区首创“政务超市”；浙江金华市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贵州贵阳市人大常委会推行市民旁听制度；湖北广水市“两票制”（群众投信任票、党员投选举票）选举村党支部书记等。

　　一个地方官员如果没有创新，就很难说是有所作为

　　与许多国外学者和某些国内学者的看法不同，俞可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和行政改革方面的实践相当活跃。在《增量民主与善治》、《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与创新》等论著中，俞可平都试图分析和概括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和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的进步与发展。

　　“我们很多地方官员充满创新的冲动！他们需要鼓励，需要与学者交流。”这是俞可平他们发起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的初衷之一，也是他在参与评奖过程中最深的感触。他问：“为什么这些年来这么多政府创新和改革的地方经验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宣传和推广呢？

　　“我看中国有许多套不同的话语系统，这些话语之间常有隔膜。比如，我们的地方官员和政治学者之间经常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话（在一次研讨会上，地方干部代表提到一个‘保先办’———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办公室，学者听了半天还以为是搞蔬菜保鲜的呢）。中国地方政府的很多创新，如果不用国际通行的学术语言来说，外国学者就听不懂，所以外界其实对中国有很多误解和认识盲区。

　　“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去年来中国，我送他一本我们编的中英文对照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2002》，他回国后给我写了一封亲笔信，说这本小册子改变了他对中国的看法，从中他看到了中国和世界的希望，为什么？我们只不过是用令人信服的事实和他们看得懂的学术语言，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一些令人鼓舞的进展与成就。

　　“对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发展，我很乐观。当前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各级地方党政机关其实有很多空间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形势也逼迫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去创新。一个地方官员如果一点都没创新，那就很难说是有所作为。”

　　“当然中国的地方政府创新还与老百姓的愿望和要求有相当的距离，总体上看，创新还是少数，需要鼓励，这正是我们设立地方政府创新奖的目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评选标准，第一条就是看创新程度，必须不是模仿他人或死板地照搬上级机关的指示。

　　有的官员对我们比较冷淡，因为这个奖与他升官没多大关系

　　“使人感到有点悲哀的是，许多地方党政部门打电话咨询我们的评奖事项时，第一句话就是问：‘你们要收多少钱？’我们知道现在有些评奖等于卖奖，但我们这个奖绝不收费，而且真的给获奖单位奖金，首届每个优胜奖项目奖金是8万元，这一届每名优胜奖奖金是5万元，提名奖奖金为2.5万元，项目推荐人也有奖。我们从紧张的经费中拿出钱来办评奖活动，要求专家下去考察时不能接受请客吃饭不能收礼，必须接触百姓。为了更好地体现透明、民主、公开的原则，本届地方政府创新奖最后的评选将和颁奖安排在一起，在地方代表面前当场打分、宣布结果。”

　　关于地方政府创新奖的经费来源，俞教授希望能够建立独立的专门基金。首届地方政府创新奖得到了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和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俞教授他们的条件是资助者必须与参评单位和项目无关。今年，课题组已收到150个申报项目，主要因受非典影响，收到的申报数量比上届少。但是俞教授说，今年申报项目的质量更高，属于制度创新的比较多。俞教授表示，特别欢迎地方党政部门积极申请“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谈到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发展和前途，俞可平感慨道：“办这个奖不容易。我们有些官员对学术机构给政府评奖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因为可能与他升官没多大关系，所以对我们比较冷淡。社会各界对此也需要有一个逐渐了解和接受的过程，但我相信这一奖项会得到越来越多干部和群众的认可。”俞教授特别强调并坚持他们的奖项是一个民间奖，“我们会坚持下去、扩大影响、做出信誉，我们没有红头文件，没有职能机构委托我们做这件事（当然，也没有哪个党政部门反对），我们凭着对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感来做这件事。”

　　俞可平介绍说，多数项目获得地方政府创新奖之后扩大了影响，例如，湖北广水市村党支部书记的“两票制”选举办法，后来得到上级领导部门的重视，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又如，自贵阳市人大旁听制度和南京下关区政务超市获奖以来，全国许多地方都推出了类似做法。“我们的研究和评奖，可以有多种渠道影响更多的政府部门，今后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获奖项目还将被纳入高校的MPA（公共管理硕士）的案例教学，甚至有机会走上国际论坛。今年11月，我们有两个地方政府创新奖项目会被邀请到在墨西哥召开的世界政府创新论坛上作介绍。”

　　俞可平1959年7月生于浙江，国内知名政治学学者，1987年获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学位，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政治学国家基地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总负责人，兼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主要著作包括《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增量民主与善治》、《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