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星期六。本来休息的日子，可一大早，他又上班走了。他已经连续忙碌了半个月了。我心疼他，利用出去买东西的时间到所里去看他，他也无暇顾及我。我看他实在太忙，也怕影响他工作，坐了一会就离开了。他一直值班一昼夜，直到周日上午还没回家。

　　6月15日，周日中午，我一直惦记着他，就打电话问他的情况。他接电话时，竟然忘了当时是几点钟了，要我提醒他。我知道他一定是累坏了。接着，他像孩子一样向我“汇报工作”：周六晚上，他正在审问一个小偷时，接到报案，说是文化宫一家歌舞厅里有三帮人打架。他听后，稍作安排就亲自出警处理此事，当晚抓获40多人，又把他们带到所里，一一登记、审问。处理完后，又去审问那个小偷，并从中得到重要线索，这是一个盗窃团伙，专在大马路小学附近偷车。按理说，案子审完了，事情也处理好了，他应该稍微休息一下。可是细心的他觉得刚才抓的人太多，怕再出事，就一夜未睡，看守着那些人，与他一起值班的民警陈辉却被他好说歹说地劝去睡觉了。我听了心里一阵难受，可又不能替他分担什么，只好开玩笑说：“还是‘非典’时期好，没人去公共场所，就不会有人打架闹事了。”作为妻子，我只能在他过度劳累之余逗他开开心，笑一笑，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

　　后来，我实在放心不下，又打电话劝他回家，他答应了。可回来不久，下午4点左右，他接到电话，说是所里的巡逻车坏了，叫他去修理。他放下电话就往外冲。这一走，直到凌晨3点多钟才回家。我为他准备好了洗澡水。他却一反常态，说太累了，都没力气洗澡了。他平时很注意个人卫生，这种情况我还头一回遇到。我再劝他时，他就急了，说他又累又烦。一头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我从来没看到他这么累，准备第二天做些他爱吃的菜，好好慰劳他。

　　6月16日早上7点多钟，他连牙都没刷就上班去了，他说今天所里有测试，他要提前去。我也要去上班，就一起走出家门，他送我到车站。没想到，这次最普通的告别，竟成了永别。

　　10点多钟，我正在上班，突然听到噩耗，我一下子懵了！当我哭喊着赶到时，他已经离我而去了。从民警们的叙述中，我才得知了他生命中最后2个小时的短暂历程。

　　这天上午，黄楼派出所进行“警体三项测试”。8点20分，所里开会布置了测试任务。8点40分左右，测试正式开始。民警们其他项目的成绩还不错，惟独跳绳这一项都不理想。时针指向了10点，他看到跳绳测试成了小伙子们的老大难，就做示范动作给他们看。第一分钟，他就跳了170多下，民警们都为他欢呼。当跳到3分钟时已跳了300多下。这时，民警们发现他脸色蜡黄，就关心地问他是怎么了。他摆摆手没说一句话，便退到楼前柱旁蹲下。突然“扑通”一声，人们惊恐地发现他倒在地下。民警陈辉冲过去抱起他时，他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他平时爱好运动，身体一直很好，他是活活累死的啊！

　　生命竟是如此的脆弱！追悼会上，一位年轻的民警在他的遗像前长跪不起，放声大哭：“苗教，苗教，你怎么就走了呢！”撕心裂肺的哭声让我几欲昏死过去。丈夫的去世，是我无法接受的事实。大伙给他做了一条长达30米的横幅，上面写着：党的好儿子人民的好警察——苗雷英名永存！还有密密麻麻的民警和群众的签名，这是人们对丈夫的爱戴和哀悼，同时也说出了我这位妻子最想对丈夫说的话。

　　虽然，庄严而隆重的送葬场景无法抚平我内心伤痛，但作为一名警察的家属，我由衷地为丈夫感到自豪和荣耀。本报记者　李先昭（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