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雅丽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并强调：“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

　　同工同酬作为一种分配制度，其本意旨在鼓励按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的大小取得个人消费品，反对不劳而获。它在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社会生产力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发现同工同酬存在着一些不尽合理的地方：它在不能有效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同时，又存在着普遍的平均主义倾向。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实践说明，同工同酬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其不尽合理之处。

　　第一，在社会实践中，每个劳动者付出的劳动量是千差万别的，特别是在分工合作无处不在的社会化大生产中，每个人付出的劳动量也不可能相同。对两个技术熟练程度不同、工作经验存在差异的工人实行同工同酬，就是否认两者之间的劳动在质和量上的差别。而现实生活中，社会上存在一部分合法的高收入人员，如明星型运动员、演艺人员、私营企业老板经理、部分工程技术人员、著名作家、著名学者、学校名师等，可以说他们的杰出劳动得到了全社会的承认，因而他们的“身价”也较一般的人高得多。只坚持同工同酬，就有可能在重视劳动的“量”的同时，而忽视劳动更有价值的一面———“质”，从而不利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正如在运动会上有金牌、银牌和铜牌的激励，才会有一个个纪录被不断刷新，才有体育竞技场上的勃勃生机。

　　第二，同工同酬不完全符合效率原则。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的原则充分体现了规则公平的一面。从理论上讲，这种分配原则能够把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达到发展经济、提高效率的目的。可是，等量劳动不可能被计量出来，因此，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只能是一种理想分配模式。相反，非等量劳动却可以获得等量收入，如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的“吃大锅饭”与“平均主义”就是非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的真实写照。人们可以通过少劳或者不劳就能取得同他人差不多的收入，他人也就会照此模仿，经济效率因而不可能得到提高。效益本身可以按经济生活中劳动数量、质量同劳动成果的比率来度量，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也可以按投入的生产要素同所得的经济成果的比率来度量，投入多，效率高，收入高，反之就收入低，甚至没有收入，发生亏损。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占有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在质和量上是有差别的，按要素在生产中贡献的大小参与分配，人们的收入就必然存在差距，不承认这种差距，搞平均主义，必然损害效率。效率的发挥要建立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有差别才有运动和变化，才有进步和发展。正如水流的条件是有水位落差一样，没有差别就没有变化和效率。如果不允许人们为经济利益而竞争，就不可能有生产力的进步和提高，不可能有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加。效率还来自于个人的努力和勤奋，不承认差别等于鼓励懒惰，社会就难以发展，平等只能陷于普遍贫困。可见，不平等（这里仅指收入差别）是市场机制运行的必然结果，它对效率提高起着重要的经济作用。

　　第三，所谓公平，主要是指一定社会人们之间利益和权利分配的合理化。公平的内涵包括：无论是生产者，还是生产要素投入者，都应遵循取得收入的机会均等、分配的尺度统一、收入差距适度。然而，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初期，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实行的“平均主义”分配政策，加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文化的惯性，人们普遍将“收入分配的均等化”视为公平加以接受和推崇，理论上无从解释技术熟练工人付出的劳动比其他工人的“多”，即使能解释“多”，也无从解释多“多少”，于是“多劳少获”和“少劳多获”不可避免，平均主义便成为一种最为便利的选择。这就是“平均主义”的公平观的实质。这种表面的公平实质上掩盖了事实的不公平。

　　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是效率的前提，而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正确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要改革分配体制，将传统的按劳分配，同工同酬原则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特别是党的十六大确立生产、资本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包括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以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等思想，就是为了改变传统分配制度既欠公平，也无效率的格局。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人文与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