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杂志9月号 记者王信川 黄小伟

　　对这个群体成功原因的另一个层面的探讨集中在这个班级的打造者身上，他们的言传身教对于这个群体的性格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财50周年校庆专刊上，国家审计长李金华曾有一段回忆性文字，DOUBLE_QUOTATION我人生的最重要的一段，也就是世界观形成的一段时间是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度过的，对我一生影响很深"。

　　其他接受《经济》采访的同学都谈到，早年的大学教育，对他们个性的塑造、知识结构的形成、人生观的培养甚为重要，在学校所学的课程、所听的报告、所参加的活动，至今仍在影响着他们。

　　《经济》找到了四位现已年逾古稀的老师，从他们记忆的碎片中，搜寻那逝去的岁月，从40年前这群人活跃过的校园生活中，力图找到他们成功的又一层面上的注解。

　　刘春阳：朴实的班主任

　　（离休前为中财大人事处干部）

　　今年76岁的刘春阳参加过解放战争，1960年从浙江军区转业到北京，1962年8月到中财院，同62（1）班相处了整整6年。

　　刘春阳是管金融系62级100人的级主任，主要负责学生的行政管理，当然，学生的迟到早退、考试不及格，以及生病住院、吃饭穿衣等，都要过问。

　　刘春阳说，他在军队呆了10多年，说话做事很实在，对学生的管理也有些近乎军事化。寝室里要求被子一条线，鞋一条线，毛巾一条线，面盆一条线，检查卫生时，要把抽屉拉出来，检查底下的缝有没有灰尘。每一个星期，班长要向他交一个全班的出勤表，谁迟到早退、旷课一目了然，他便对照表格找违规学生"算账"。

　　不过据刘春阳回忆，这个班同学很齐心，班干部有号召力，学校、班里有什么活动，他向班长书记一传达，班干部就把全班组织起来了，基本上没有让他操什么心。

　　当时根据北京市统一安排，学生每年至少有两个星期，到北京郊区干农活。刘春阳带领全班，到顺义及双桥的"中古友好人民公社"，帮老乡割麦子、收玉米，学生搬上自己的家当，分散在农户家里，跟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学校的后勤人员、系主任、班主任等都跟上，相当于把课堂搬到了田间。

　　临近毕业时，学校打算在62（1）班最少留校六七人，后来"文革"开始，学校瘫痪，这一留校方案至今未向学生公布。刘春阳讲，这批学生一进校，领导就说，系里打算在他们中间挑一批人留下来，叫他及任课教师考察学生们的业务水平、语言表达能力、写作水平等，看看谁适合当教员。

　　后来，系里初步确定的留校人选有戴凤举、杨任远、李金华、钱中涛、樊晡生、谭纯喜、姚遂等人。到1979年中财院复校之后，看到逐渐崭露头角的这一帮学生，老系主任张焕彩曾对刘春阳说，他们考察学生的眼光没有错，当年班上有特点、印象不错的学生都成了国家重用的人才。

　　在"文化大革命"中，学校许多的班主任老师都被批斗过，但62（1）班的同学对刘老师却非常好，并且后来几十年一直如此。刘春阳说，直到现在，如果有学生来北京，或者班上有什么事要聚一聚、聊聊天，电话就打来，说谁谁回来了，刘老师来一起说说话吧。

　　1997年刘老师满70岁，学生们非得要给他过生日，在北京的几乎全到，外地的也有赶来，挤挤地坐了三桌。刘春阳说，在学生里面，整个班都对老师如此尊重的，并不多见。

　　王佩真："两条腿"教学

　　（中财大教授）

　　1952年硕士毕业的王佩真，先后在人民大学、解放军后勤学院做了9年的金融专业教师，1961年因部队精简女同志，王佩真到了中财院。

　　当时教育这帮学生时，王佩真认为主要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在德育上教育他们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要求他们将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次，培养他们对金融专业的热爱，因为62级都是高中应届毕业生，对金融知之甚少；再次，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学的东西都有用；最后，因为毕业之后大都要与金钱打交道，还教育他们树立廉洁奉公的思想。

　　据王佩真介绍，中财院金融系当时有教师30多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从业务部门调来的，如丁凝，俞天一等，占1/3左右；二是从外校调来的以及大学毕业生，占2/3。王佩真说，系里基本是"两条腿走路"，从业务部门来的，主要从提高理论方面下功夫；从学校出来就强调与实践相结合，都到实际业务部门去呆一年左右。

　　在加强师资的同时，系里还提出了教学改革。当时的主要思路是，学生进来后先上政治理论课，然后才是专业课。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他们根据"实践--认识--再实践"规律，先上业务课，然后再上理论课，让他们从感性到理性。

　　业务课程主要采取现场教学的形式，如上农村金融课，老师带领学生去山西昔阳县，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农村金融到底是怎么搞的；学工商信贷，就带领学生到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实习，直接深入到工厂。王佩真认为，这批学生毕业之后很快就能独挡一面，与这种实践性很强的教育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尽管当时有人认为中财院是"算盘珠子学校"。

　　"绝对不能说这些同志在工作岗位上用的知识都是我们教的"，王佩真说，只能说学校教育给了他们一些基础理论、一些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但具体业务在不断变化，他们肯定要不断地充实自己。

　　俞天一：强调国家立场

　　（退休前为中国金融学院副院长）

　　1960年代初的中国金融工作基本上处于摸索之中，因为苏联的有些东西明显不适合中国。俞天一说，在那种情况下，关于新中国金融业的前瞻性的东西很难讲，所以常常往银行跑，尽可能把当前最新的东西传授给学生。 俞天一当时讲课不用教案，而是先发一份提纲给学生，将每一堂课所讲的内容铅印成单篇发给他们，现发现讲，学生到期末钉上就成了一本教材。

　　俞天一认为，对这帮学生而言，比专业知识更重要的，应该是讲课中从头到尾给他们灌输的一个思想，即要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看问题、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因为银行、企业都是国家的，只是分工不同，不能只站在银行或企业单方的立场看问题。

　　俞教授说，现在的商业银行是有收益就贷款，不赚钱就不贷，但过去不这样，企业如果符合国家的计划，那赔钱也得干，银行就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贷给它；当然，信贷员要深入企业，了解企业的实情，分析问题，从而帮助企业用好资金。

　　据俞天一介绍，武汉的银行在帮助企业改进工作，发展经济方面做得比较好，1965年下半年带领学生们去武汉实习，就是让大家在实际工作中体会这种精神。学生们跟着基层信贷员审查企业的贷款申请，研究企业的资金用途，分析企业的经营情况，参加企业的业务会议、财务会议，甚至深入科室、车间，帮助企业用好资金。俞教授说，学生们在接触实际业务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起了大局观念，这对他们今后的工作影响很大。

　　在这个班快毕业时，俞天一还谱写了一首名为《未来的金融战士》的歌曲，上下两段，主要是鼓励学生将来为国家多做贡献。1999年学校50周年校庆时，学生们还围着桌子唱了一段。

　　在"文革"开始之前，62级的课程基本学完，仅剩毕业论文，而63级、64级、65级在毛泽东同志"重要的不是读书，而是阶级斗争"的指示下，1966年就地闹革命，到1968年上完"文化大革命"这门课时便统一分配， 65级实际上只学了一年。

　　1979年中财院复校时师资缺乏，学校决定在自己的毕业生中调10多名回来。据俞天一讲，只有62级这帮人学完所有课程，所以在1960年代中，只有62级的学生知识结构是最全面的。

　　除了知识结构，俞天一认为这批学生集体性突出，碰上了大好的机遇。80年代初期，国家强调要提拔青年干部，提拔有学历的干部。他们大都在30多岁，是第一批金融专业本科毕业生；许多省市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他们，然后一个一个调往地区或省城，而且大都被安在了比较重要的岗位上。

　　丁凝：紧密联系实务

　　（退休前为中国银行计划部总经理）

　　1964年，因中财院缺人，加上爱人在北京，丁凝从东北分行国外业务处调到学校。

　　分到金融系的工商信贷与结算教研组之后，丁凝说是"边学习边实习、硬着头皮上讲台"。但由于从业务部门过 来，丁凝的工商信贷课也与实际联系非常紧密。

　　丁凝说，由于学校当时由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合办，银行像学校，老师就像对自己人一样，对业务课教学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帮助。首先是财政部、人民银行的文件、资料，尤其有关教学的，他们都可以看到；其次，财政部、及银行的重要会议，像一年一度的地方分行行长会议，一般教员都可以去旁听；再次，重要的业务调研活动也邀请老师加入，他曾参加过刘少奇下达的"煤炭行业托拉斯改革"调研课题，到过东北、华北的许多煤矿，接触过各厂的财务人员，对充实教学内容很有帮助。此外，他还深入商业部门、银行信贷部门，了解到一些最新的情况。

　　据介绍，现在的财经院校在当时差不多都已存在，也招收金融专业学生，但特点各异。中财院当时的优势在于是由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合办，部、行一些领导兼任学校领导，不少教师从部、行调来，部级、司级领导来学校讲课，由财政部、人民银行出面、安排实习，毕业生大都到财政部、人民银行系统。

　　丁凝认为，这批人成长于国家比较困难时期，政治运动也比较多，对他们的政治要求也很高，养成了过硬的政治素质，这应是他们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