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杂志9月号记者 王信川 黄小伟

　　对这个群体成功原因的另一个层面的探讨集中在这个班级的打造者身上，他们的言传身教对于这个群体的性格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财50周年校庆专刊上，国家审计长李金华曾有一段回忆性文字，“我人生的最重要的一段，也就是世界观形成的一段时间是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度过的，对我一生影响很深”。其他接受《经济》采访的同学都谈到，早年的大学教育，对他们个性的塑造、知识结构的形成、人生观的培养甚为重要，在学校所学的课程、所听的报告、所参加的活动，至今仍在影响着他们。《经济》找到了四位现已年逾古稀的老师，从他们记忆的碎片中，搜寻那逝去的岁月，从40年前这群人活跃过的校园生活中，力图找到他们成功的又一层面上的注解。

　　刘春阳：朴实的班主任

　　(离休前为中财大人事处干部)

　　今年76岁的刘春阳参加过解放战争，1960年从浙江军区转业到北京，1962年8月到中财院，同62(1)班相处了整整6年。刘春阳是管金融系62级100人的级主任，主要负责学生的行政管理，当然，学生的迟到早退、考试不及格，以及生病住院、吃饭穿衣等，都要过问。刘春阳说，他在军队呆了10多年，说话做事很实在，对学生的管理也有些近乎军事化。寝室里要求被子一条线，鞋一条线，毛巾一条线，面盆一条线，检查卫生时，要把抽屉拉出来，检查底下的缝有没有灰尘。每一个星期，班长要向他交一个全班的出勤表，谁迟到早退、旷课一目了然，他便对照表格找违规学生“算账”。不过据刘春阳回忆，这个班同学很齐心，班干部有号召力，学校、班里有什么活动，他向班长书记一传达，班干部就把全班组织起来了，基本上没有让他操什么心。

　　当时根据北京市统一安排，学生每年至少有两个星期，到北京郊区干农活。刘春阳带领全班，到顺义及双桥的“中古友好人民公社”，帮老乡割麦子、收玉米，学生搬上自己的家当，分散在农户家里，跟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学校的后勤人员、系主任、班主任等都跟上，相当于把课堂搬到了田间。

　　临近毕业时，学校打算在62(1)班最少留校六七人，后来“文革”开始，学校瘫痪，这一留校方案至今未向学生公布。刘春阳讲，这批学生一进校，领导就说，系里打算在他们中间挑一批人留下来，叫他及任课教师考察学生们的业务水平、语言表达能力、写作水平等，看看谁适合当教员。后来，系里初步确定的留校人选有戴凤举、杨任远、李金华、钱中涛、樊晡生、谭纯喜、姚遂等人。到1979年中财院复校之后，看到逐渐崭露头角的这一帮学生，老系主任张焕彩曾对刘春阳说，他们考察学生的眼光没有错，当年班上有特点、印象不错的学生都成了国家重用的人才。在“文化大革命”中，学校许多的班主任老师都被批斗过，但62(1)班的同学对刘老师却非常好，并且后来几十年一直如此。刘春阳说，直到现在，如果有学生来北京，或者班上有什么事要聚一聚、聊聊天，电话就打来，说谁谁回来了，刘老师来一起说说话吧。1997年刘老师满70岁，学生们非得要给他过生日，在北京的几乎全到，外地的也有赶来，挤挤地坐了三桌。刘春阳说，在学生里面，整个班都对老师如此尊重的，并不多见。

　　王佩真：“两条腿”教学

　　(中财大教授)

　　1952年硕士毕业的王佩真，先后在人民大学、解放军后勤学院做了9年的金融专业教师，1961年因部队精简女同志，王佩真到了中财院。当时教育这帮学生时，王佩真认为主要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在德育上教育他们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求他们将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次，培养他们对金融专业的热爱，因为62级都是高中应届毕业生，对金融知之甚少；再次，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学的东西都有用；最后，因为毕业之后大都要与金钱打交道，还教育他们树立廉洁奉公的思想。据王佩真介绍，中财院金融系当时有教师30多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从业务部门调来的，如丁凝，俞天一等，占1/3左右；二是从外校调来的以及大学毕业生，占2/3。王佩真说，系里基本是“两条腿走路”，从业务部门来的，主要从提高理论方面下功夫；从学校出来就强调与实践相结合，都到实际业务部门去呆一年左右。

　　在加强师资的同时，系里还提出了教学改革。当时的主要思路是，学生进来后先上政治理论课，然后才是专业课。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他们根据“实践--认识--再实践”规律，先上业务课，然后再上理论课，让他们从感性到理性。

　　业务课程主要采取现场教学的形式，如上农村金融课，老师带领学生去山西昔阳县，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农村金融到底是怎么搞的；学工商信贷，就带领学生到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实习，直接深入到工厂。王佩真认为，这批学生毕业之后很快就能独挡一面，与这种实践性很强的教育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尽管当时有人认为中财院是“算盘珠子学校”。“绝对不能说这些同志在工作岗位上用的知识都是我们教的”，王佩真说，只能说学校教育给了他们一些基础理论、一些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但具体业务在不断变化，他们肯定要不断地充实自己。

　　俞天一：强调国家立场

　　(退休前为中国金融学院副院长)

　　1960年代初的中国金融工作基本上处于摸索之中，因为苏联的有些东西明显不适合中国。俞天一说，在那种情况下，关于新中国金融业的前瞻性的东西很难讲，所以常常往银行跑，尽可能把当前最新的东西传授给学生。俞天一当时讲课不用教案，而是先发一份提纲给学生，将每一堂课所讲的内容铅印成单篇发给他们，现发现讲，学生到期末钉上就成了一本教材。俞天一认为，对这帮学生而言，比专业知识更重要的，应该是讲课中从头到尾给他们灌输的一个思想，即要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看问题、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因为银行、企业都是国家的，只是分工不同，不能只站在银行或企业单方的立场看问题。

　　俞教授说，现在的商业银行是有收益就贷款，不赚钱就不贷，但过去不这样，企业如果符合国家的计划，那赔钱也得干，银行就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贷给它；当然，信贷员要深入企业，了解企业的实情，分析问题，从而帮助企业用好资金。

　　据俞天一介绍，武汉的银行在帮助企业改进工作，发展经济方面做得比较好，1965年下半年带领学生们去武汉实习，就是让大家在实际工作中体会这种精神。学生们跟着基层信贷员审查企业的贷款申请，研究企业的资金用途，分析企业的经营情况，参加企业的业务会议、财务会议，甚至深入科室、车间，帮助企业用好资金。俞教授说，学生们在接触实际业务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起了大局观念，这对他们今后的工作影响很大。在这个班快毕业时，俞天一还谱写了一首名为《未来的金融战士》的歌曲，上下两段，主要是鼓励学生将来为国家多做贡献。1999年学校50周年校庆时，学生们还围着桌子唱了一段。

　　在“文革”开始之前，62级的课程基本学完，仅剩毕业论文，而63级、64级、65级在毛泽东同志“重要的不是读书，而是阶级斗争”的指示下，1966年就地闹革命，到1968年上完“文化大革命”这门课时便统一分配，65级实际上只学了一年。

　　1979年中财院复校时师资缺乏，学校决定在自己的毕业生中调10多名回来。据俞天一讲，只有62级这帮人学完所有课程，所以在1960年代中，只有62级的学生知识结构是最全面的。

　　除了知识结构，俞天一认为这批学生集体性突出，碰上了大好的机遇。80年代初期，国家强调要提拔青年干部，提拔有学历的干部。他们大都在30多岁，是第一批金融专业本科毕业生；许多省市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他们，然后一个一个调往地区或省城，而且大都被安在了比较重要的岗位上。

　　丁凝：紧密联系实务

　　(退休前为中国银行计划部总经理)

　　1964年，因中财院缺人，加上爱人在北京，丁凝从东北分行国外业务处调到学校。

　　分到金融系的工商信贷与结算教研组之后，丁凝说是“边学习边实习、硬着头皮上讲台”。但由于从业务部门过来，丁凝的工商信贷课也与实际联系非常紧密。

　　丁凝说，由于学校当时由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合办，银行像学校，老师就像对自己人一样，对业务课教学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帮助。首先是财政部、人民银行的文件、资料，尤其有关教学的，他们都可以看到；其次，财政部、及银行的重要会议，像一年一度的地方分行行长会议，一般教员都可以去旁听；再次，重要的业务调研活动也邀请老师加入，他曾参加过刘少奇下达的“煤炭行业托拉斯改革”调研课题，到过东北、华北的许多煤矿，接触过各厂的财务人员，对充实教学内容很有帮助。此外，他还深入商业部门、银行信贷部门，了解到一些最新的情况。

　　据介绍，现在的财经院校在当时差不多都已存在，也招收金融专业学生，但特点各异。中财院当时的优势在于是由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合办，部、行一些领导兼任学校领导，不少教师从部、行调来，部级、司级领导来学校讲课，由财政部、人民银行出面、安排实习，毕业生大都到财政部、人民银行系统。

　　丁凝认为，这批人成长于国家比较困难时期，政治运动也比较多，对他们的政治要求也很高，养成了过硬的政治素质，这应是他们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的重要原因。

　　三十个局长和部长成长背景

　　在62级(1)班的同学们逐步走上中国经济主力军位置的同时，伴随的是中国金融体制的大改变

　　40年前俞天一给中财院62级(1)班主讲的信贷课时，要在课堂上强调“三性”：一是计划性，贷款项目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计划；二是物资保证性，如以贷出的钱买原材料或机器设备，厂方必须有相关的物资；三是归还性，即看对方有多大的还贷能力。

　　原中国金融学院副院长俞天一说，在当时的信贷中，计划性是第一的，如果生产不符合国家计划，银行根本就不贷款，至于经营好坏与否还在其次，因为如果经营亏损，会有财政部门顶着。俞天一认为，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是以人民银行为主体的单一的金融体制。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对旧的金融体制进行彻底改造的基础上，新中国的金融体制得以建立，但高度集中的特点十分鲜明。在这一体制中，中国人民银行既是国家管理机关，又垄断了对工商企业和居民的各种金融业务。农村虽然设有信用社，但实际上是人民银行在基层的一个小腿，货币存放银行，信用社的人事、工资等也由银行统管。

　　而在银行系统内部，则实行“统收统支”的信贷资金管理制度，即基层银行所吸收的存款全部上缴总行，贷款则由总行统一核定计划指标，基层银行几乎没有任何自主权。这一制度安排一直持续到经济体制改革之初。

　　1979年，以中国农业银行恢复为标志的金融体制改革，首次打破“大一统”的传统金融体制格局。随后，与中国人民银行转变为专门的中央银行同步，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先后建立或恢复。1984年以后，随着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四大银行间的业务划分被取消。国家允许银行交叉经营，同时又成立了一批非国有的股份制银行，银行间的竞争由此才真正开始。

　　四家专业银行成立之后，各自有不同的服务范围，也同时经营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此时，俞天一承担了一个科研项目，探索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分开的可行性，最后在中国金融学会的大会上，他首次提出了“双轨制”。

　　1993年后，国家决定组建政策性银行，推动国有专业银行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业银行转化，同时允许各专业银行超出其原有领域进行交叉经营，以促进银行业的竞争。

　　目前，中国推行基本上是“中央银行体制”的金融组织体系，同时，包括货币、证券、保险、外汇、黄金在内的金融市场以及对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已经建立。

　　俞天一认为，在目前体制下，最大的难题就是商业银行国有，国有的商业银行摆脱不了贷款任务，不能完全按照商业银行的模式去做，就导致不良资产就很难较快地缩小。

　　另一问题是，近年来的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在强调金融风险责任时，都人为地将金融机构按所有制性质进行分类排队，划分为国有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商业银行和合作制金融组织等。这种将金融机构按所有制划分并在政策上加以区别的做法使得个人和企业在与上述非国有银行打交道时也会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区别对待。

　　原中国银行计划部总经理丁凝指出，当务之急的是要理顺金融机构与政府的关系。他认为，银行过去形成大量不良资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行政干预太多，以至于成立几大资产管理公司之后，新的不良资产又出现不少。有人曾认为，金融怎样搞应由国家体制决定，但俞天一认为应由机制决定，由市场经济的机制决定，金融体制应遵循市场经济的要求来改革。他认为，市场经济的银行机制，商业银行应该是主体，同时也需要政策性银行，以解决国家政策需要的一些问题。

　　王希坤夫妇：银行伉俪的幸福生活

　　一位是光大银行的副行长一位是人民银行总行机关党委书记。

　　想重温那个时代的激情吗？那就来读这对银行伉俪的爱情故事吧

　　银行伉俪的幸福生活。

　　或许受陈毅同志“将军中的诗人、诗人中的将军”的影响，王希坤比较爱听“银行界的书法家、书法界的银行家”的说法，位于华彬国际大厦充满墨香的书法工作室里，他正在致力于“第二个事业”。

　　一年前，王希坤还得操持他的第一个事业，光大银行副行长的职责让他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时间；与此同时，他那相濡以沫的太太樊晡生也还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机关党委书记的位置上忙碌着。

　　王希坤与樊晡生是大学同学。当时学校不允许谈恋爱，交女朋友是要被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来批判的。他们的爱情在某种意义上讲要感谢“文化大革命”，此时学校已经乱套，这个有利条件使他们能够谈谈情说说爱了，班上同学也是在此时才发现他们俩有了苗头。

　　王希坤说，樊晡生虽然是北京人，但非常朴实，同学之间交往很谦和，作为文艺委员的她工作也非常敬业，但当时看不出她有可能到现在的位置。王希坤说，马上临近毕业分配，当时觉得一个人孤零零地走，不如带上一个人，好相互有个照应。

　　北京女孩也是当时王希坤“锁定”的目标，因为他认为北京终归是一个中枢神经，不管分配到哪里，绕来绕去，还有可能绕回这里。王希坤说，1992年调回北京就要感谢太太，因为作为北京人的她跟李贵鲜(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提出要回北京，然后夫妇才得以成行。对此，王希坤笑道，实践证明他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

　　恋爱关系确定后，王希坤和樊晡生向系里要求分配到一起，即使条件差一点也无所谓。由于宁夏石嘴山营业所刚好有两个名额，王希坤和樊晡生就分到了这个只有3个人的单位。当时班上另有两对，钱中涛和冯寒松分到新疆喀什，姚得骥和李巍分到贵州仁怀。

　　1968年5月4日，王希坤和樊晡生到学校外面的皂君庙居委会领取了结婚证，在党的生日那天双双奔赴宁夏。在营业所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宿舍里，他们将两个单人床并到一起，就算结婚了。

　　调到石嘴山市人民银行后，王希坤当了办公室秘书，樊晡生则在储蓄科当副科长。1981年2月，位于石家庄的河北财贸学院由中专升成大学，师资不足，就沿着中财院毕业生的踪迹寻找，打听到还在石嘴山市的夫妇俩，提出希望他们到该校任教。当他们提出调动时，宁夏分行坚决挽留，并在当年3月将他们调进了银川。

　　如今王希坤也承认，进银川是他们的一大转折，而河北财贸学院也起了推动作用。当年离开石咀山时还有一个插曲。1979年到1980年间，金融系统开始大量招收高中毕业生，石嘴山市也一样；在市人行当办公室秘书的王希坤，编了一套报表，写了一叠材料，省分行人事处处长吕伯祥前来巡考时，看到这些材料，并听了王希坤的汇报，大为赞赏；王希坤紧接着拿出调令，吕伯祥立马说，那就不要走了，到银川分行吧。

　　1981年3月，王希坤调进人民银行宁夏分行的金融研究所，此后，他们的道路便平坦得多。1982年，他被提为副所长，1983年3月到1984年被提拔为银川市人民银行行长，1984年便调入工商银行宁夏分行任副行长，1992年调回北京，担任光大(集团)总公司董事、光大银行副行长。

　　夫妻俩在银行事业上也是比翼齐飞。1983年，樊晡生被任命为宁夏人民银行副行长，一年之后升为省人民银行行长、党组书记，同时还被确定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后备干部。1992年调回北京，先后在人民银行总行担任利率司司长、非银行司长、会计司长，临退前是人民银行总行机关党委书记。如今，这对“银行夫妻”终于可以过上安宁的日子了。王希坤说，他离开光大时，有关金融的书籍一本也没带走，近40年的银行生涯，让他有些倦怠了。

　　邵淳：上错花轿入对行.

　　(邵淳担任华夏证券的董事长)

　　从一个喜欢雕塑的艺术迷成为华夏证券的董事长，邵淳的经历充满阴差阳错般的喜剧效果。

　　老班主任刘春阳谈起邵淳时说，这个学生头脑灵活，在学校里很活跃，就是专业思想不稳定。对此，邵淳也承认，当初报考金融专业纯粹是一个误会。

　　当年就读于北京47中的邵淳，酷爱画画，尤其喜欢雕塑。以前47中每年至少要为中央美院雕塑系输送一个学生，邵淳的志向也在此，而美院教授对他送去的雕塑作品也大加赞赏，但意外的是，1962年艺术院校停招，邵淳一下子慌了手脚，只能“随便看看招生简章乱报”，第一自愿填了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大)的英语专业，第二志愿就填上中财院，尽管他当时对金融知之甚少，还以为是搞冶金的。

　　邵淳也被分到62级(1)班。大学期间的邵淳是一个“调皮学生”，在他看来，当时的课程也好学，像国民经济计划、财政学等，不管出什么考试题目，只要拿“有计划，按比例”这6个字一发挥，肯定能及格。

　　但是对于班级各种活动，邵淳却将自己的特点展露了出来。上大一时，邵淳写了一篇“很讲政治”的散文《喜鹊娃子》，寄到人民日报一周后，他路过西单报栏时居然看见变成了铅字，心里美了很久。这篇“现在看了就发笑”的文章，稿费有20多元，刚好放假，江苏一个同学没钱买车票，邵淳便将自己的第一笔收入给了这位同学。

　　邵淳的特长在后来的工作中也发挥了作用。1968年8月，邵淳到河北省衡水地区故城县报到，随后被分到村里，与另外6个大学生一道耕田种地。春节时，因为没钱回家，邵淳便同其他大学生一起，向村里申请了10块钱，办了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展览，算是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因为画画、搞宣传比较突出，1970年邵淳被调到故城县文化馆，主要搞版画。在文化馆10年里，邵淳的精力大都投在画画上，培养的学生后来考上了中央美院的研究生，他自己也成为中国美术协会会员。

　　除了心里仍放不下金融专业外，拿42块5的工资的邵淳并不觉得艰苦。邵淳的爱人是中财院64级学生，1968年一起毕业时分到邢台地区，坐火车要倒两次车。后来邵淳买了一辆自行车，穿过大部分都是土路的乡村公路，星期天可以朝发夕至，一直到爱人调到故城县中学。

　　在“让知识分子归队”的号召下，1980年成立农业银行，河北省里开始寻找金融专业毕业生，省委组织部查到故城还有两个，提出将他们调到石家庄，在文化馆仍是一般人员的邵淳被调到省农行，爱人则到了人民银行。到省农行后，邵淳当了办公室秘书，负责写各种材料，三年后，邵淳被派往张家口，挂职农行副行长。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年底，邵淳被调到工商银行总行计划部。

　　1990年，华能集团成立财务公司，希望工总行推荐干部，时任工总行计划部副主任的邵淳便被调过去负责财务公司。1993年华夏证券公司成立，因为工商银行和华能集团都均为华夏的大股东，两家一商量，又将邵淳调过去做总经理，到1996年邵淳升为华夏证券的董事长。

　　对于几十年的风雨生涯，邵淳认为，许多事情没法事先规划，然而一旦选择，他就会全力以赴。1991年在华能时出差，他在深圳火车站被人拉住，问买不买深发展的原始股，当时因为了解不多并没在意，谁知两年后自己也干上了这一行，尽管转型很大，但还是取得不俗的成绩。

　　谭纯喜：金融班的“笔杆子”

　　(任中国中国审计报社长)

　　中财院四年正是谭纯喜人生观形成的时期，谭纯喜的身上是那一代大学生浓缩的背影

　　中财院金融系62级(1)的谭纯喜至今仍保存着一份40年前的中国人民大学校报。

　　1963年夏天，在北京顺义搞完“四清”回到学校，读大二的谭纯喜写了一篇思想汇报，不仅在学校大会宣读，而且被请到人大做了一场报告，人大校报还专门作了介绍。

　　虽然是江苏徐州城里人，但谭纯喜父母双亡，奶奶吃街道救济，上学期间，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谭纯喜靠每月15块5的助学金生活，比班上一般同学高3块钱。

　　上学期间，谭纯喜穿的是中学老师送的旧衣服。仅有的一件蓝卡其布的旧中山服，是参加国庆活动或到人民大会堂听报告作为礼服才穿的。1965年在河南搞“四清”，谭纯喜磨破了裤子，将中山服的上衣口袋拆下来补这个窟窿，拆掉的地方颜色很深，其他地方都洗白了。直到1967年9月份第一次在学校拿到46块钱工资，谭纯喜才去买了一斤二两毛线，请一位女同学打了一件毛衣，这是到北京以来，谭纯喜穿上的第一件新衣服。

　　每年国庆，北京都要组织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跳交谊舞，跟多数同学一样，谭纯喜也比较“封建”，碰到男的就跳，碰到女的就跑掉。但也有几个同学成了“舞迷”，学校对面的铁道研究院每个周末都要举办舞会，他们女的很少，就发一些舞票到学校，这些同学一过星期三就“神不守舍”了。1964年10月到1965年5月，由人民银行第一副行长、党委书记、办公厅主任等带队，谭纯喜跟同学一起到河南许昌搞“四清”，当地的干部主动上台讲自己“多吃多占”。谭纯喜从中总结出干部逐步蜕变的规律：懒、馋、占、贪、变。参加这一系列活动，谭纯喜的收获是增强了几大观念：阶级观念，群众观念，劳动观念，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等，谭纯喜说，实际上也就是人生观。

　　62(1)班进校时只有戴凤举和张怀俭两个党员，参加第一批党员发展仪式时，谭纯喜痛哭流涕，一是非常激动，二是想怎么没有发展他啊，因为当时只发展了李桂英一人。1965年6月19日，从河南返校后，谭纯喜被作为第二批发展入党了。

　　临近毕业时，中央发文，1966届毕业生暂不分配，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作为保守派的62(1)班，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同志写了一封信，主要表明：不能踢开党委闹革命，要在党的领导下闹革命。后来李先念接见保守派时，谭纯喜还跟着去了一趟他的办公室。1968年，谭纯喜被分配到安徽省涡阳县石宫区营业所。离开北京，谭纯喜还遗憾了一阵，6年前第一志愿填“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就是因为向往北京，更何况最初的分配方案里他是留在北京的。

　　上班之后，谭纯喜曾想过调回老家，因为家里奶奶一人生活，十分辛苦，但“文化大革命”一直在闹，这一想法也就遥遥无期。能在动荡之中得到些许稳定，谭纯喜还是很知足，毕竟是在机关工作，还有42块5的工资。19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大批选拔中青年干部，给这些被遗忘的大学生带来施展才华的机会。1982年，37岁的谭纯喜到涡阳城郊区挂职区委书记，一年之后参加安徽省委党校的“正规化培训”，1985年夏天毕业后，谭纯喜到安庆地委办公室当副主任。

　　与此同时，1983年9月成立的国家审计署，仍然缺人，尤其需要财经专业人才。1986年12月，阔别18年之后，谭纯喜终于回到北京，任审计署办公厅调研处副处长，1996年升任正司级的办公厅副主任兼审计署举报中心主任。

　　1998年，谭纯喜负责创办中国审计报，自此，他在社长的位置一坐就是5年。谭纯喜说，现在不怎么写稿了，但要全盘调度，要最后“把关”，责任更加重大。

　　曾广宇：命运的两次转折

　　(担任)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

　　曾广宇说，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这一点在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从县城到省城，从省城到北京，曾广宇的两次“跳跃”前后隔了6年时间。

　　第一次是1973年，广西财经学校恢复银行专业，曾广宇从象州县文艺宣传队调进南宁任教。

　　第二次是1979年，中财院复校，曾广宇调回母校担任金融系教师。曾广宇是1968年分配到广西柳州地区象州县的，随后层层下派，先是到只有4人的石龙公社的营业所，没呆几天，又去了只有20几户人家的小旺村接受“再教育”。

　　壮乡山村来了一个北京的大学生，上上下下都很兴奋。在生产队专门召开的欢迎会上，老乡们的壮语同曾广宇的北京话没法沟通，尽管气氛十分热烈。会后，曾广宇被安排跟一个60多岁的老头住一起，还给了一条老黄牛，跟社员们一样犁田、耙田、插秧、除草。

　　当时县里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让刚报道的大学生们列席参加，曾广宇还按“北方穿法”，穿了塑料凉鞋还穿袜子，一个干部见后说，怪不得要下乡接受再教育。从那以后，曾广宇就不穿袜子了，去生产队之后鞋也不穿了，跟社员们一样赤脚出工、赤脚赶集。

　　到了象州，曾广宇就没想过要回到北京。当时有30多个大学生分到县里。为了死心塌地在此扎根，曾广宇决定找一个本地人成家，1972年7月1日，曾广宇如愿同一个“家庭成分较好”的壮族姑娘结婚，尽管对方当时仍是一个临时工。

　　1970年，县里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把普通话比较标准的曾广宇调了过去，唱起了样板戏。当时宣传队一人一根扁担挑道具，走千家吃万家，一年要演100多场。

　　大学所学的专业一丢就是几年，曾广宇心里很着急。1972年，曾广宇向县委宣传部提出要专业对口，部长说，我们县找银行干部容易，找一个演员不容易。随后曾广宇又自费上省城，找到省人行人事处，处长说，要归口就只有教书，因为广西财经学院打算恢复银行专业。一年之后，曾广宇终于到了省城，做了一名主讲信贷课的教师。

　　1978年中财院复校，学校决定在自己的毕业生中挑选30名做教师，并且主要面向62级及63级。听到这一消息，曾广宇利用探亲假回了一趟北京，当时还巧遇回来联系调动的姚遂。1979年9月，曾广宇回到中财院金融系，一年之后，通过跟在北京当兵复员回广西的军人对换，其爱人也调回北京。对此，曾广宇感叹道，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在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曾广宇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受到连累，当年在入党问题上，曾广宇的要求也只能是一种奢望。

　　在同民主党派接触过程中，主要面向经济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对曾广宇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1990年，曾广宇加入民建，1993年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1997年民主党派换届，曾广宇被选为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同年离开学校，作为驻会的专职领导。

　　当年的金融知识在曾广宇的党派工作中仍发挥重要作用，诸如关于信用社体制改革的课题研究、关于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课题研究等，对政府的有关决策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姚遂：从中财出去,转了回来

　　(中财大副校长)

　　从中财出去,又转了回来,听听姚遂怎么说

　　姚遂：圆形运动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采访对象。为同一主题采访姚遂两次，他侃侃而谈数小时，仍意犹未尽。毕竟，在这个校园里，做学生6年，做老师24年，半辈子的时光是很难浓缩为几页文字的。

　　姚遂是在毕业11年之后回到中财执掌教鞭的，1997年初，他被正式任命为这个学校的副校长，而今姚教授门下的硕士弟子已有11位了。但姚遂当初的选择与教师毫无关系。

　　姚遂高中毕业时才17岁，比较腼腆，人多了就害怕说话，所以坚决不报师范院校。姚遂的志向是北大古文献整理专业，全国就招12人，由于高考平均成绩不足80分，就一下子落到中财院，学上了“跟银行有点关系”的专业。

　　祖父、父亲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四壁是书的家中，姚遂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尤喜古文化、历史等书籍。大学期间，姚遂的兴趣不减，业余时间学完了王力编的《古代汉语》等许多“第二专业”的书籍。

　　姚遂在这方面的才华逐渐展示出来。他曾同钱中涛等同学一道，收集、整理了“毛泽东经济思想万岁”的语录，还作为“毛主席著作第五卷”刻板、印刷出来，在同学中流传了好久。

　　当年的爱好一直影响到姚教授的学术研究，如今他已是国内金融思想史方面的权威之一，诸如《金融手册》、《中国金融百科全书》、《中国货币金融学说史》等专著，包含着姚遂多年来在古文化方面的积蕴。

　　姚遂的身上承袭了40年前的教风。当时班上各门课的科代表都是姚遂，老师们给他留下的印象都非常深刻，谈起刘光第、张玉文、王佩真、俞天一、刘春阳、丁凝、邱远猷、张焕彩、罗玉元等老师，姚遂谈他们的知识结构、工作经历、教学方法、课堂反映、日常教诲等，谈老师们怎样影响自己的成长、影响自己做学问、影响自己为人师表的。

　　1966年6月，分配初步方案公布，姚遂到贵阳，后来有两个南方人不适应吃面粉，就把他换到青海。当时在中华书局工作的父亲被打成“反动权威”，关在了牛棚里，家里也被查封，姚遂只得在1968年5月8日就奔赴青海，比班上其他同学早两三个月离开了学校。

　　在青海省人民银行西宁支行，姚遂不知不觉干了10年的会计。1978年，姚遂被借调到青海财校教书一年，此时他已经在做回中财的准备了。1979年5月，姚遂回到当年埋头苦读过的教室，登上讲坛，担负起培育年轻一代金融人才的重任。

　　1998年，国家审计署京津冀特派办进驻中财，审计的内容为姚遂主管，而他同李金华审计长有几十年的同窗之谊，关系非常密切。但工作归工作，姚遂没有给审计工作人员添任何麻烦。对于审计中发现的几个系里的问题，姚遂专门做解释，并在大会上批评了会计系。

　　以前学习货币银行学，后来不但主讲而且主编货币银行学，姚遂说自己学习了不少东西，尤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发展，还吸收了西方先进的金融理论。姚遂认为，财经学科是应用经济学科，他在教学中更关注应用的问题。(请见《经济》杂志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