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  吴晨光

　　“海外华人的权益受到侵害的事件近来频频发生，”中国华人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周南京对记者说，“这里有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

　　周南京认为，原因主要有如下几方面：首先是民族矛盾，有的矛盾往往来源于历史沉淀；其次是文化差异，突出表现在华人与当地居民的不同，比如说居住习惯、用餐习惯和谈吐等。这些差异，往往会成为处于弱势的海外华人与当地居民发生矛盾的原因。

　　而经济矛盾，同样是导致冲突的重要原因。

　　“由于华人在一些国家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引起了部分当地人的仇富情绪。”中国侨联权益保障部部长王振峰分析说。例如，在菲律宾，被称为“六大班”的六位重量级华商已试图通过其经济力量施加政治影响；而根据印尼中央统计局发布的数字，20世纪90年代初，印尼全国资产总额为2500亿美元，其中300亿美元资产是华人资产，所占比率为6%。

　　2000多年的海外移民历史，使今天的华侨、华裔遍布五大洲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外交部领事司提供的数据表明：中国在外的华侨、华人有3000多万人。2002年，因公因私出境中国公民也达到1600万人。

　　他们的权益如何保护，已成为越来越值得关注的问题。

　　海外华人必须团结

　　“在一些外国人的眼里，华人的团结不如韩、日等其他亚裔居民，”一位归侨感叹说，“所以，我们往往成为被欺负的对象。”

　　为了改变这一点，海外的华人华侨团体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只要有华裔人聚集的地方，都会有商会、行会、同乡会、宗亲会等民间社团出现。

　　“在这些社团里，拥有雄厚资金、代表工商界利益的商会起到的作用最大，比如说菲(律宾)华商联总会及新(加坡)华商总会。”周南京说，“它们设立了外联部，专门负责与当地政府或组织沟通，维护自身利益。同时，在华人华侨内部产生矛盾时，也可以通过这些社团调解。”

　　当华人华侨刚刚步入海外，往往通过选择唐人街居住作为庇护。但是，一旦他们在当地取得了成功，往往搬出唐人街而与当地人混居，希望以此融入当地社会寻求保护。

　　而据王振峰介绍，国内目前存在的1.1万多个华侨华人社团，包括以归国华侨为主的致公党，也在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所在的中国侨联诞生在延安时期，现在已成为全国性的归国华侨组织。中国侨联设立的权益保障部，就起到维护华侨权益的作用。

　　“尽管我们所做的工作大多针对归国华侨，”王振峰说，“但你应该看到，维护归侨的利益，就是在维护海外华侨华人的利益，这里存在着大量的亲缘关系。”

　　护侨，大国的责任和尊严

　　1741年———“红溪惨案”(见附文)发生的次年，荷兰派使者来华谢罪，但当时执政的清朝乾隆皇帝居然这样回答：“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

　　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官方从未在外国设过领事馆，直到1870年以后大批契约劳工出国。然而，当时中国灾难深重，又有何能力保护海外华人。

　　1949年，国民党政府崩溃前，中国在外国已设立了85个领馆，但是忙于内战的当局也无心顾及国外侨民的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彻底改变了这一情况，”王振峰说，“1954年颁布的宪法中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这标志着海外华侨的权益可以通过法律及外交途径解决。”

　　1959年，印尼一次排华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派有关人员及船只将受难华侨接回祖国。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在科威特等地工作的大批中国公民和部分台湾同胞，在我国驻外使馆的组织下，成功地撤离战火纷飞的海湾地区，乘坐国内紧急调派的飞机安全回国。

　　1999年印尼首都骚乱中，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人员竭尽全力保护侨民，不顾自身安危。

　　2000年6月，所罗门发生内乱，中国政府紧急部署，南航客机受命直飞所罗门群岛，按回惊惶中的侨民。

　　“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华侨和华人的不同概念，”周南京说，“华侨是指持中国护照、在国外定居的中国公民；而华人则指已经加入外国国籍的华裔。所以，维护华侨华人利益的方式是不同的，对后者，我们可能更多的应该是道义上的支持，因为他们已经不是中国公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籍法》《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的颁布，中国的护侨工作再次走向正轨。另据外交部统计，目前中国在外国设立的领事机构共有65个，外国在国内设立的领事机构有79个，使中国实现领事保护的条件越来越成熟和完善。在此次巴西华人被殴致死事件处理过程中，中国驻里约热内卢领事馆在善后工作中发挥了有力的作用。

　　中国外交部在2000年曾首次出台了《中国境外领事保护和服务指南》，其目的是“为了方便中国公民在国外旅行、工作、学习或居留期间，通过中国驻外使领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今年5月中旬，这份指南有了新版本，比原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更强。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清华大学教授庞中英指出：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遵守国际惯例和履行国际义务上作出努力的同时，更需要以切实行动做到对本国公民乃至本民族侨民负责。这要求中国的外交官员们投放越来越多的精力，把“国家利益”具体化为一个个公民与企业利益。

　　“但怎样处理外交与侨务的关系，有时确实是个两难的选择。”周南京说，“如何做到不顾此失彼，是中国有关部门应该考虑的问题。”

　　深入研究保护海外华侨措施

　　在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上，一份标号为2172的提案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份提案由陈铎、叶佩英等12名委员提出，题目是《关于撤销“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规定的建议》。

　　其大意是：1980年颁布的《国籍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但随着我国不断对外开放，在国外学习、生活、工作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为了在居住国能较好地生存(考驾照、买车、上学、就业等)，华人新移民只好选择居住国的身份甚至入籍。

　　而我国《国籍法》规定，“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如果我们承认双重国籍，我们自然就可名正言顺，坚决明确地为保护我国公民的生命财产而采取措施……

　　“这并不是一个新近提出的问题。”周南京说，“早在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就曾与印尼有关领导人达成了解决关于双重国籍的协议。”

　　这位教授介绍说，目前对于“双重国籍”的争论非常激烈。因为毕竟牵涉到改变法律甚至国策的问题。另外，美、加、澳等国家承认双重国籍，但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这里也是世界华人的主要聚居地，并不承认双重国籍。

　　另据全国人大华侨委有关人士介绍，一部关于如何保护海外华侨的法律正在筹备中。这部法律的规划已被提出了很长时间，在今年年初正式列入议事日程。目前，华侨委已着手对海外华侨的权益状况进行调查，为确立该法的框架做准备。

　　一个长期研究侨务的专家指出，作为政策，我们鼓励华侨华人要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遵守侨居国的法律、尊重侨居国人民的风俗习惯，努力为所在国的发展做出贡献。许多华侨华人为发展中国与侨居国的友好关系发展当地经济，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如何维护海外华侨的合法权益，应成为我们要着力关注的工作之一。

　　而在王振峰看来，要更好地保护海外华侨华人的利益还需做好两点。首先是维护好在华外国人及侨民的利益，因为这是一件互惠互利的事情；而更长远的，则是快速发展经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因为没有人敢轻视一个大国的子孙。

　　(本报见习记者何海宁亦有贡献)

　　海外华人被侵害事件

　　最早的华人惨案可以追溯到260多年前的印度尼西亚。1740年7月初，荷兰殖民者以华人谋反、打算进攻吧城(印尼城市)为理由，对该城的华人展开长达一个星期的大屠杀，造成近万人死亡，华人的鲜血染红了吧城的河流，史称“红溪惨案”。

　　1851年后，中国大批劳工前往澳洲淘金，在澳的欧洲白人实施“白澳政策”，华工遭到殴打、枪杀、集体驱逐。由于殖民者向在澳北的维多利亚登岸的华人每人征收十英镑“人头税”，迫使1.6万多名华工必须从南澳上岸，然后跋山涉水，步行数百公里抵达维多利亚的金矿场。

　　层层盘剥和迫害，让华工人数由1888年的5万人锐减到1901年的3.2万人。

　　在20世纪初的美国、菲律宾等地，都发生过类似的惨案。对于华人的迫害，一类是由殖民者所为，另一类是当地人与华人矛盾激化的结果———这种矛盾通常爆发在当地政权更替或者动荡的过程中。

　　20世纪初的墨西哥革命中，大批华人被杀；1945年，印尼八月革命中同样发生排华事件；1965年“九·三○”事件，印尼苏哈托领导的军方将苏加诺政权推翻，同时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排华与屠杀，至少有30万华人在这次血腥行动中死亡。

　　杀戮之外，“排华”还表现在扼杀平等的公民权上。20世纪60年代中期，印尼总统苏哈托曾颁布条例：禁止华裔参政参军、关闭华文学校、限制华裔进大学、严禁使用华文；华裔要放弃华文姓名，用印尼文改名换姓，并在华裔居民证上打上“非原住民”(NonPribumi)记号等等。此类规定到上世纪90年代才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