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云翔

　　根据南京市政府203号文，南京一类地块的拆迁补偿费用是每平方米3750元，而同类地段的房价大多是每平方米6000元以上。补偿跟不上房价上涨，说明当前的拆迁存在这样的可能：越拆迁民众越受损，而开发商则越获利。而这也说明了，在涉及公民基本的生活保障权利的领域，当前所实行的定额补偿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为了使民众的权利得到更好的保护，应该实行与基本生活需要相挂钩的指数化补偿。

　　定额化补偿弊端主要是：有关的定额一经颁布，往往就变得滞后。如果说2001年时的每平方米3770元的补偿，尚能体现拆迁中的公平和正义的话；那么到了房价飞涨的2003年，如此的补偿，就变成了典型的非正义。高高的现房价，不仅使拆迁户陷入困境，也使得政府异常尴尬，南京房地产局的一个干部就说：“新政策的出台需要过渡，而从今年开始房价涨得特别快，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估计。”

　　对于南京官员的尴尬我们不必厚非，市场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要求政府全知全能，给出一个永远正确的定额补偿。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公正，有关补偿指数化操作就显得很有必要：对于拆迁户的补偿必须与现房价、社会平均居住面积、拆迁地区的赢利能力、社会总体收入水平等挂钩，按照一定的指数发放，以避免定额制僵化的缺陷，使得拆迁补偿能够真正符合拆迁户的实际损失情况，避免因为社会的发展迅速而给个人的生活带来震荡，从而最终使得每个人从社会的发展中获利，而不是受损。 其实，何止于拆迁，笔者感到一切与民众基本生活有关的都要实现指数化发放。如退休金、困难补助金等等，发放的数额也应与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相挂钩，如大米、肉、住房等等，确保民众的生活质量不因为涨价而下降。要知道，1990年领取500元的退休金，将会过一个很殷实的生活；而2003年的这个数额，就只能果腹了。 最近，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培训班上讲话指出，要让普通的老百姓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得到好处。而将公民的权利指数化，就有利于民众的生活与时俱进，防止在经济建设中各种悖于常理的事发生，从而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上海的DNA

　　到了上海之后，我才知道，上海人所谓的“弄堂”其实就是北京人所说的“胡同”，北方人所说的“巷子”，此前我一直以为弄堂是一种厅堂式的建筑。

　　我们报社就处于常熟路一个弄堂里。走到弄堂口，南望望能看到周信芳的故居，北望望能看到蔡元培故居，它们距离我们这个弄堂口都不超过50米。我知道，如果我把尺度放宽到500米的话，就能看到当年红男绿女们欢歌的百乐门舞厅、杜月笙的大公馆、当然，还有张爱玲曾经徜徉过的霞飞路（而今的淮海路）。

　　事实上，不需要走到弄堂口，在我的办公室里，就能看到一大堆顶着红脑袋的老洋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历史被如此真切地拉到了我的面前。

　　《庄子》说，有大年，有小年。小年如朝菌；大年如大椿。朝菌是一种见日即亡的菌；而庄子所谓的大椿，“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人的生命尺度和建筑的生命尺度是不一样的，对人来说，无尽的沧桑在建筑那里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波澜。

　　160年对于那些老洋房和弄堂来说，也许算不上什么；但是对于几乎每一个曾经在上海呆过的人来说，都有说不尽的沧桑。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勾画古今的最好选择也许是人世吧？所以，本期的《外滩生活》从过去的160年里选取了16位有代表性的人物，希望我们这个简单的勾画能帮助读者了解，在过去的160年里，上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去的160年，上海从一个穷乡僻壤变成了国际化大都市。而这一切都始于当年的开埠。

　　虽然，开埠本身是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迫中国的城下之盟，但在客观效果上，它带来了近代中国的首度开放，而开放符合中国的利益。

　　在上海，列强裂地而治，多种文化杂陈，上海兼融之，并包之，海纳之。形成了宽容、开放的“海派文化”。

　　在这种宽容和开放的背景下，多种文化相互比较着、学习着，优胜劣汰。虽从细微处着眼，不乏不公平甚至血腥，但以大尺度看来，则是历史之进步。

　　这里说的文化不仅仅是建筑、音乐、戏剧、服饰，我想强调的乃是一套典章，一套对人、财、物等资源支配、安排、处置的模式。

　　这种模式如同DNA，而人、财、物等社会资源如同蛋白质。在不同DNA的安排下，蛋白质就表现为老虎、跳蚤或人；就是人类内部，西施和无盐的蛋白质也是一样的，只是她们的DNA给出了不同的安排而已。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以，恐龙的DNA就消失了，而人类则越来越强大。

　　要之，一个宽容、开放的氛围有利孕育不同的DNA，多种DNA在生存竞争中优胜劣汰，而历史的进步就是在这种优胜劣汰中实现的。

　　希望这种宽容开放的精神能成为上海的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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