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大学新生已开始了在大学校园里的新生活，不过，那些家庭相对贫困的学子在勤奋苦读的同时，还承受着不菲的学费所带来的经济和心理压力。为此，本报记者专访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的丁小浩教授，请她分析———

　　本报记者 张欣

　　高等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教育产业化”的提法不应提倡。国际上更鲜有这一概念

　　记者：近年来一些人提出教育要“产业化”、“市场化”，与此相伴的则是大学学费上涨、大学生的家庭教育负担加重。您认为“教育产业化”这个提法是否科学、符合不符合国情？

　　丁小浩：近年来，随着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大，为高等教育付费的家庭骤增，其中也包括相当一部分经济状况不佳的家庭；加上各项改革政策相继出台，医疗、住房等问题更多地被推向市场，百姓的经济和心理压力的确加大了。在此背景下，高校学费也就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

　　我不赞同“教育产业化”的提法。高等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不是纯公共产品或纯私人产品。一方面，它使受教育的个人直接受益；另一方面又使得整个国家和民族受益。因此，高等教育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没有被看作是纯粹的商品。事实上，“教育产业化”的倡导者们对究竟什么是“教育产业化”，也是众说纷纭。国际上更鲜有“教育产业化”这一概念。

　　上大学收费有利于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实现社会公平

　　记者：既然高等教育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为什么还要让个人承担更多的高等教育成本？

　　丁小浩：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完全由国家负担成本。这种体制只能支撑极小规模的高等教育，很多孩子难有上大学的机会。另外，调查表明，在这种精英式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学生大多来自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只让一部分经济状况较好的人享受着由全体纳税人支撑的免费高等教育是不公平的。因此，对高等教育实行成本补偿，是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实现社会公平的一条必然之路。

　　学费增长快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高校扩招快，而财政支持力度跟不上

　　记者：很多人感到近几年的高校学费增长很快，个人负担有困难。您觉得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丁小浩：不久前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在北京，有64％的居民家庭认为目前的高校学费太高；对于一家供养一个大学生，33％认为很困难，37％认为勉强供得起，只有30％的家庭认为毫无困难。北京作为人均收入名列全国前茅的地区尚且如此，其它地方肯定更加困难。高校学费增长快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规模增长快，而政府财政支持力度跟不上。1997年，所有公立高校收费并轨，导致在公立系统中每增加一名学生，国家财政就要负担75％以上的生均培养成本；与此同时，招生规模更是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扩大，而国家拨款的增长力度跟不上规模扩大的速度。高校不得 不多方筹措经费，也包括增加学费。

　　学费标准的制订比较复杂。公立和民办学校的成本没有可比性。学费在我国家庭开支中占的比例相对较高

　　记者：个人缴纳学费的标准是怎么制订的？是否应考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异？

　　丁小浩：学费标准制定应该参考多种因素，包括学校培养成本、政府拨款额度、居民收入水平、地区差别，等等。从2001年开始，各高校的学费基本在4000元到6000元之间。目前我国城镇人均收入在7700元左右、农村在2400元左右。与其他国家相比，学费在家庭开支中占的比例相对较高。

　　记者：按目前的收费标准推算，每生每年的教育成本是两万元左右。据了解，有的研究机构的评估远低于此。而民办大学作为没有国家财政投入的经济实体，学费也仅与公立大学持平。公立大学的教育成本为什么这么高？

　　丁小浩：从本质上讲，教育是一种成本递增的行业。尤其是高等教育代表了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和科技水平，要采用最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配备最尖端的科研设备，且要吸引高水平的教师以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成本递增是必然的。

　　学校和事业单位一样，实行的是收付实现制，要确切地核算成本比较困难。因此，学校的成本多数是以开支代替的。学校开支中哪些开支项目应计入学生培养成本，哪些应剥离出去，一直是有争议的。如科研开支是否应计入学生培养成本、固定资产存量及基建性投资如何合理分摊到当期成本中去等内容，都没有达成共识。

　　与公立学校相比，民办学校没有背负很多的后勤、行政及离退休人员负担，且大多只开设一些“短、平、快”成本相对较低的专业，基础学科很少，科研功能目前几乎没有。而公立大学还承担着国家基础科研的功能以及图书馆建设等任务，不能笼统地对公立和民办学校的成本进行比较。

　　价格听证有助于提高透明度，保证学生和家长的知情权

　　记者：但也有很多人质疑，公立大学教育成本高的原因还包括高校冗员过多、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因此提出对高校教育支出和教育成本的估算进行监督，甚至建议举行价格听证。对此您怎么看？

　　丁小浩：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高校也是功能齐全的小社会。近几年高校的人员精简和后勤改革社会化一直在进行，提高高校办学效率肯定是降低教育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

　　社会对教育收费的意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收费标准是否合理；二是在标准以外的乱收费问题。对于第一类问题，确实需要对教育成本进行合理的估算和论证，在制订标准时必须慎重考虑多方因素，包括老百姓的经济和心理承受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一个关于教育成本的误区，以为学校的开支越大，教育质量就越高。这往往导致学校有做大成本的动机。因此，我们迫切需要设计出合理的成本核算方法，遏止相关部门乱收费。价格听证的方式有助于提高收费标准制订过程的透明度，保证学生和家长的知情权。对于学校巧立名目的乱收费必须整顿治理。对于教育支出，一些发达国家的大学大多实行问责制，并由审计部门进行专门审查。

　　大学主要采取奖、助、补、减、贷五种方式对贫困生进行扶助。应让贫困学生在入学前就了解这些资助渠道

　　记者：目前贫困生上不起学的情况在各地时有发生，应该怎样扶助他们？据了解，银行助学贷款的发放也不太顺利，很多学生担心还不起钱而不去贷款。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丁小浩：目前高等学校主要采取奖、助、补、减、贷等五种方式对贫困生进行扶助。发达国家的银行一般允许学生毕业后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还清贷款，在我国由于个人信用体系的不完善，银行担心收不回贷款，因而规定毕业四年内还贷。毕业生的还贷压力的确很大。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国家在政策上大力扶持，仅仅进行贴息以及给银行“可以核销呆坏账”的政策还不够。可以像有些国家那样建立专门的教育风险基金，帮助银行分担风险；同时，国家财政应该重点支持一部分优质高校，让其保持低收费，或者提供更大力度的学生奖学金，从而使得社会弱势群体有望通 过教育改变命运。日本的国立大学只收很少学费，而让私立学校在高教普及中承担更大责任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另外，各高校和媒体应加大对学生资助的宣传，提供更多信息服务，对贫困学生的资助信息应让学生在入学前就能了解到。

　　总之，由大学生个人缴费承担一部分教育成本的做法还会继续。这是我国高教改革的方向，也是弥补社会教育投入不足的有效方式。但同时我们一定要做好与之配套的各项资助和扶助措施，否则将会损害贫困家庭子女的受教育机会，影响社会公正。从长远来说，对全民族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不利。

　　人物简介

　　丁小浩：女，1959年生，教育学博士、教授；现任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曾主持研究“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均衡化”、“国家助学贷款运行机制及可行性回收方案”等重点项目；发表《对中国高等院校不同家庭收入学生群体的调查报告》、《中日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相关问题的比较研究》等论文。